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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群众路线方法论重大意义 　　摘 要：抗战时期边区社会教育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是我党紧密联系群众，解决边区群众文化落后问题的法宝，是提高边区民众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成功教育实践，是广大群众认识-熟悉-认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纽带。因此，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可以说完成了“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的群众路线实践，完美的诠释了群众路线方法论的正确性。边区的社会教育通过实践群众路线方法论，形成了适合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独特创新发展模式。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和群众路线经验，对于开展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化建设工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 群众路线 　　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提高150万边区群众知识文化水平，民族意识和政治水平的最有效方法，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战略。在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边区的社会教育经历了十分曲折的探索过程，从旧的教育体制到创立边区社会教育的新体制，由强制教育模式到群众自愿的新模式，由政府包办到基层群众民办政府公助。形成了适合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独特创新发展模式。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和群众路线经验，对于开展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化建设工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 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文化落后的背景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抗战救国的任务就落在了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群众的抗战热情和自我牺牲意识，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的提高，而当时边区民众思想文化落后具有以下特点： 　　（1）文盲众多，文化极端落后 　　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前，边区13县，150万人口中有100万文盲，旧的小学不过120所，农民子女大多无条件入学就读，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儿童失学率达95%以上。有些教师文化低得惊人，连一般的常识都不懂。林伯渠同志在第一届参议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如在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人口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1]26”。 　　（2）封建迷信的腐朽文化愚弄百姓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推行愚民政策，利用人民的迷信心理，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时，促使人民群众信奉巫神，愚弄百姓。“边区人民从旧社会承继过来的经济是落后的，其承继过来的文化遗产更为落后，封建文化残余还在多数人民的脑子存在着[1]214”。全边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远多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人数，致使边区婴儿的死亡率高达60%[2]。据统计，仅延安县的59个巫神在11年里直接致死人命279人，因巫神耽误生命的有779人[3]。 　　面对上述边区群众文化落后的现实，边区政府自成立起，大力推行社会教育扫除文盲，破除迷信，提高群众科学意识和民族意识，为抗日统一战线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群众路线教育 　　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在边区政府正确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一直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沿着群众路线的道路探索发展，使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得到显著提高。边区社会教育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革命自信心，民族自尊心为目的，开设文化、政治、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和军事常识等。陕甘宁边区政府从边区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社会教育，办学形式灵活，内容丰富。这对动员群众抗战救国，巩固边区政权，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起到积极作用。 　　（1）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社会教育方针 　　1937年，党在《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提出：“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普及教育是目前的中心口号之一”[4]抗日战争时期，广大群众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中指出：“国防教育的对象是广大群众，故应依靠群众，应为群众所理解、所拥护。”[5]边区政府坚持走近实际，走近生活，走近群众，采取群众自愿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社会教育模式，切实践行边区社会教育方针，使边区政治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2）边区社会教育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和领导管理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交通闭塞，经济发展滞后，民众思想落后。边区社会教育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边区政府自上而下建立和完备的教育组织机构，边区最高教育领导机构为边区教育厅，下设行署教育科， 行署教育科领导区教育科的县三科，具体负责本县的社会教育工作；同时成立第三科联席会推进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