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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经学两种主要方法及关系 　　摘要：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解经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关键突破，即重视文本的“因文见义”与主张古今人情事理相通的“以今论古”，对两宋《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基者是欧阳修。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探讨宋代经学的方法革新也不无启示。 　　关键词：《诗经》；《诗经》学；宋代；欧阳修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5-0075-06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关于《诗经》文本的性质界定，在学术界曾经展开过热烈而持久的讨论，因为它是不同《诗经》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现当代《诗经》学研究对《诗经》文本的特点和属性有基本一致的判断，即多重性和多元性，包括文学性、经学性、历史性、民俗性、文化性、博物性等。对《诗经》属性的确认与研究方法的选择相互决定、相互作用，对《诗经》文本属性的判断会给方法选择提供更明确的目的性，而某种方法的选择又有意无意地导向或增强了对某种属性的认知，这种有限的尴尬的循环使学术研究在呈现出鲜明的特色、明晰性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模糊性。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两千多年的《诗经》研究中，《诗经》文本自身承载和体现的主要是文化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关于《诗经》的一切学问”的《诗经》学传达出浓郁的思想文化内涵。有些学者将古代封建(或称传统)社会的《诗经》学按照学术方法的特征分为《诗经》汉学、《诗经》宋学、《诗经》清学，足以彰显学术方法在形成不同的《诗经》学风格和气派中的重要性。其中，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现代价值的《诗经》学成果，不得不提到宋代《诗经》学。学术界关于这个时期的《诗经》学研究方法有所讨论，但不少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特别体现在关于宋代《诗经》学方法独特性的认识、历史脉络的清理、理论基础的发掘、现代价值的重估等方面。 　　 　　一、宋代《诗经》学两种方法的成熟与定型 　　 　　在《诗经》学史上，视《诗经》为诗作者或诗作产生时代、社会的思想写照，或侧重体会因《诗经》而启迪的思想、领悟的“圣人之志”，是关于《诗经》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基本分野。特别是后者，受制于经学时代(由汉代至清末)的解经价值观念，同时又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于《诗经》的研究应最晚起于春秋时期，尽管学术界对这个时期“赋诗言志”现象的本质和价值还有不同的看法，当时用《诗》实践可能会昭示出《诗》的本义所在及引申义的衍生过程，因而有一定的“研究”因素，被清末经今文学家皮锡瑞称为“春秋最文明之事”。《论语》谈到《诗》的“兴、观、群、怨”功能和“思无邪”本质，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个解《诗》传统的开出。一是以礼解《诗》，注重仁礼关系。子夏由绚(彩色)和素(粉地)的关系领悟到礼与“仁”的次第，汉唐学者张大此风，以郑玄为代表，并认为《诗序》的作者或主要作者即子夏。一是以理解《诗》，注重心性修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贡由“无谄”、“无骄”而“知义理之无穷”，这种方法是宋明《诗经》学的主导方法，而否定郑毛、怀疑《诗序》进而摒斥《诗序》、疑经之风也以这个时期最烈(主要指宋代)。清代之学则基本表现出兼采所长、由宋学返汉学、螺旋上升的回归特征，当然，有些学者将这个过程推进得更早。 　　宋代《诗经》学独特学术方法和风格的形成因素很复杂，比如以理说《诗》的风气、孟学的复兴、《四书》学的兴起等，从而宋代《诗经》学与理学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个时期《诗经》学方法的初步形成却奠基于欧阳修。尽管他还处在对《论语》所开辟的两个传统继承的过渡环节，在欧阳修那里，已经形成了比较自觉的解《诗》方法，而且对两宋学者影响很大。 　　今人研究欧阳修比较充分，大多集中在他对毛郑、《诗序》的态度以及解《诗》的方法上。有人认为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重文本、尚人情、裁事理，以三分的方式研究其治《诗》方法。实际上，欧阳修所称的人情事理是一致的，至于后来在理学的影响下，“义理”(“理”或“心”等)成为解《诗》的观念和标准，则是渐起的事。而“据文求义”(或“以诗解诗”)、“古今人情一也”(或“以今论古”)则是贯穿整个宋代《诗经》学的方法论。理学家通过涵泳文本体会所得的“理”或“心”，则与这两种方法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这两种方法是理学思想在《诗经》研究中得以寄寓、纳绎的基础。 　　清代李慈铭评胡承珙《毛诗后笺》“取义兴观，多涉议论，后人之见，未必果得古人之心。此?绎经文，体玩自得，乃宋欧阳氏以后之法。唐以前家法皆重训诂，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