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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犯罪刑法探析 　　近年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7万余人，且呈逐年增长态势。本文探讨的贪污贿赂犯罪将从剖析我国古代贪吏法律文化根源着手，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笔者从受贿罪中“非财产性利益”规定的角度，进行刑法罪刑设置上的探析。 　　 　　一、引子 　　 　　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实践中创造的文化，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意识、法律组织和设施、法律运作过程和方式、法学教学和研究。这里，我们采取法律文化多元结构三层次说，即客观法、运转中的法、法律意识或观念形态的法文化，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贿赂罪属于前二类范畴，作为我们反贪腐文化的核心，以法律形式表达出法律对于贪腐的总体精神和价值内涵，而在反贪腐刑法条文的生成方式和控制方式层面，刑法分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具体包括着法律对于反贪腐活动的组织和运转方式。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各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具体意见。这是继5月30日中央纪委下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之后，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意见》共规定了十种行为的定性处理问题：一是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二是收受干股问题；三是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四是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五是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六是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七是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八是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问题；九是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十是在职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此外，《意见》最后一条还规定了关于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问题。《意见》规定的问题，都是案件查处中经常遇到、存在异议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提出明确处理意见，有利于及时查处、依法惩治各种新类型受贿犯罪活动。 　　 　　二、我国古代“贪文化”之面面观 　　 　　探析贪污贿赂法律问题，首先从中国古代“贪文化”切人要旨。“贪贿是伴随私有制和阶级划分的社会而产生，它植根于阶级剥削的土壤，可以说它是剥削制度的一种变异形式和补充。”中国各朝都十分重视反腐吏治，重典治吏。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为中国反贪文化体系的雏形奠定基础，从理论上说明贪贿的反常理，非礼非法性；贪污贿赂者祸国殃民，破家亡身的必然性；暴敛行径严重程度丑恶性和倡廉政树清高的人物典型。唐律设御史台作为监督官员的常设机构，“六赃”罪防范和惩治官员职务犯罪；《明大诰》四编即是以惩治腐败为主的法规汇编，规定贪污六十银以上者“剥皮实草”、凌迟刑罚空气严厉。清朝反贪污贿赂立法，主要体现在《大清律集解附例》，1740年《大清律例》正律11条“监守自盗仓库钱粮”(今贪污罪)，“官吏受赃”(今贿赂罪)分“枉法赃”和“不枉法赃”两种；惩贪刑最重为斩(绞)立决、斩(绞)监候，附加刑“籍没家财”。可见，反腐惩贪自古有之，而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不是专制社会圣人说教顶礼所能遏制的。我们不应该以“直觉思维”去体认、顿悟和经验的方法防范贪腐。而应该以“逻辑思维”去归纳、分析和揭示它的本质，求源治本。 　　 　　三、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中“非财产性利益”规定的弊端(以“性贿赂”犯罪为例进行分析) 　　 　　对于提升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能否纳入受贿罪的行为对象，以打击此类危害社会行为，值得商榷。一种观点认为，这种“非财产性利益”难以用金钱数字来计量，而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根据该条款的规定，受贿罪的行为对象和受贿利益仅仅是“财物”，但是我国刑法没有对“财物”一词的内涵及其具体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利益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各种非财产性利益越来越多地体现于政治生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财物”可以成为受贿的对象，其他财产性利益以及非财产性利益同样可以成为受贿的对象。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如仍然固守以狭义的“财物”为受贿罪行为对象的观点，显然已经不适当。这就为刑事司法实践和刑法学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些困惑。(以下以“性贿赂”为例) 　　“性贿赂”通常指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他人提供的性服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亦即权色交易、以权谋色，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权力腐败形式，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的调查，69.9％的公众认为权色交易现象严重，84.7％的公众认为应该增加“性贿赂罪”。性关系本身应属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