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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档案管理专业版块部分栏目意见与建议 　　整理人：程训方 　　 　　管先海(濮阳市档案局副研究馆员)：《档案管理》作为中国档案学事业类核心期刊，自2005年扩版以来，刊发了许多质量上乘的理论探讨和业务研究文章，比如刘东斌的档案鉴定基本问题思考系列文章、李兴利的业务研究系列文章，都是不可不读的佳作。为什么说这些是文章佳作呢?因为这些文章“问题性”强。(编：正是。)也就是说，这些文章每篇都提出了一个甚至几个问题，抛开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措施是否切实可行不说，仅就这些文章能提出问题而言，就可称得上好文章。因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爱因斯坦语)。特别是李兴利的《档案法律的尴尬》(《档案管理》2005年第1期)、《档案工作问卷调查法》(《档案管理》2005年第4期)、《地方党委政府与其办公室不宜分设全宗》(《档案管理》2005年第5期)、《论专项工作档案的整理》(《档案管理》2006年第3期)、《关于建立领导人考察档案全宗的思考》(《档案管理》2006年第5期)等业务研究系列文章，都提出了实际档案工作中的“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问题，可谓业务研究文章中的精品佳作，我感觉《档案管理》刊发诸如此类的“问题性”业务研究文章似乎少了点，(编：是少了些。以后要注意引导。)建议以后多刊发这类问题性的业务研究文章。我想这也是绝大多数基层档案工作者翘首企盼的。关于理论类文章，我认为目前档案类刊物刊发的理论文章普遍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一些探讨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文章研究“深”度不够，或是针对某一问题的无意义的浅层次的争论，或是简单移植和引入其他学科的时髦概念和理论，或是对现有理论与观点的反复炒作以及对国外理论的盲目套用，淡化了档案学的学术色彩；二是一些探讨档案学应用理论的文章研究不够务“实”，不是针对解决某一实际问题而作，严重脱离实践，大而空，所提出的观点或是过于超前，或是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不能对实践问题的解决有实质性的启发与指导。建议《档案管理》以后多刊发一些具有一定深度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文章和比较务实的对解决实践问题具有实质性的启发与指导的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文章：(编：理论文章宽而浅的多，窄而深的少。一是观念问题，二是功力问题。管先海先生的看法有普遍意义。下一步我们将会同专家组讨论解决。) 　　刘艳茹(濮阳市档案局副研究馆员)：任何杂志最重要的是应有知识性与可读性。作为专业杂志应该是使读者在获取知识与信息、得到启迪的同时，对实际工作具有指导意义。首先，不客气地说，“理论探讨”泛而空。“理论”应该探讨，但应该是结合“实践”的探讨。本人调查了10位档案副高职称的专业人士，其中仅有1人能够粗略地阅读全文，有3人能够对感兴趣的文章浏览文内大小标题，其他人则仅仅关注作者是何许人也，内容则很少关注，一翻而过；中级职称以下人员的阅读情况可想而知，“曲”虽“高”，“和”者未免太“寡”。其次，“业务研究”应多刊载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文章，应具有针对性，少刊载没有角度，缺乏特色的翻来覆去，你来我往的文章。第三，可以刊载一、两篇跨学科的文章，但应是具有一定专业文化积淀的优秀文章，而非直接套用。第四，“业务答疑”，形式新颖，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应该坚持。(编：“理论探讨”问题不少，有些是作者的问题，有些是编者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很微妙的原因：档案人员关注专业问题的比例越来越小。实际上专业刊物的定位决定了必须以专业为主。以知识性可读性为辅。专业文章严格说是不可能好读的，科学是严肃严谨的，术语、概念、逻辑推理势必枯燥乏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科学研究不可能轻松愉快。这一点需要专门解释一下。当然理论结合实践是另外一个问题，不但必须，而且应大力倡导。) 　　王霞(濮阳市档案局副研究馆员)：我从参加工作就与档案结下了不解之缘，历经了从《河南档案》到《档案管理》的变革，可以说每次改版都逐渐走向成熟。2005年改版后的《档案管理》更是吸引众多业内人士的眼球，尤其是三大栏目之一的“专业栏目”更是我的钟爱。这次改版后的“专业栏目”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因为，“专业栏目”作为专业刊物的招牌栏目，它摒弃了其他专业刊物栏目中的古板与枯燥，给“专业”注入了“沙龙”、“争鸣”、“文摘”、“论坛”、“答疑台”、“调查研究”、“博士论坛”等一些鲜活、个性的东西。像“文摘”能和短时间内开阔视野：“答疑台”帮助解决了工作中的疑难，这些小板块就像一朵小花，看似不起眼，但却香气袭人。在每期的“理论探讨”中更是有重量级的文章作为拳头产品，隆重推出。如刘东斌、管先海，还有学院派刘永、陈忠海教授的作品，为“专业栏目”增色不少。先海同志提到的那些文章，我也大都看过，读后受益匪浅，启发很大，不失为好文章。但是，也有一些文章在此我却不敢恭维(虽然是班门弄斧，在这里我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