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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变暖思考与选择 　　当下，“低碳生活”、“低碳城市”、“低碳经济”、“碳交易”成了流行语，有的人一开口挺时尚的：“你低碳了吗？”――“低碳”毕竟上升到了发展的方向或路径层面。这些以“限制碳排放”为目标的严厉措施或行为约束，似乎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即阻止“全球气候增温”，抑制随之而来的海平面上升等等生态灾难。但细想，却又不知决定的“巨手”在哪里，有没有更清醒清晰的方向。 　　应当坦率地承认，当前在阻止“全球气温变暖”旗号下，要求各国必须减少“碳排放”，同时制订了不少相关的“游戏”规则，在貌似科学与正义堡垒的背后，其实只是一些发达国家政治家们强加给世界的“真理”，是“政治强加于科学之上的效应”。 　　确实，世界上不乏有创见的一流科学家，但人们很难听到他们发表对全球变暖问题的看法――事实很可能如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所指出的，他们受到了“傲慢的警告”，几乎都无法发表不同的意见。瓦茨拉夫?克劳斯总统认为，全球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而且仅认为是碳排放造成――只是一种假说，是被无限扩大的“链式推理”。 　　现在以这种假说为前提的环保行动以及相关的税收政策，几乎主导了世界，“与其说是自然科学毋宁说是社会科学，与其说是气候学不如说是经济学”。确实，这种“学术成果”使一些科学家名利双收；如同人权问题一样，政治家们轻而易举占据了道义和科学的“制高点”，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有了特别的话语权，而企业家们则大有利可图。――比如，设置新的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推销装备和技术。在“全球增温”解释权被少数人垄断之后，一位荷兰物理学家对此曾表示，起初感到不安，现在则感到“生气”，“生气的对象还有一些政治家们”。 　　因为从事环境和政治新闻报道，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一直关注“全球变化”问题。“气候增温”只是全球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非洲大旱持续到1984年；1960年南太平洋多次发生厄尔尼诺事件，众多国家和地区出现气候异常和严重的旱涝灾害，与这些灾害相联系的还有大气环流异常和海洋异常。 　　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实施全球变化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旨在对全球系统相互作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进行多学科研究。世界气候计划（WCP）、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试验（TOGA）等，也应运而生。这些研究是多学科、开放式的，经各国众多领域科学家的努力，仍远未获得一致的结论。 　　可以说，地球学科的视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阔。同时，在全球变化这个巨系统面前，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与局限。 　　地球系统的生态圈是由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组成的。 地球的各个圈层，是相互作用的整体，同时它又是开放的，和外界存在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从根本上来说，地球大气和海洋运动以及生命活动，其能源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太阳的辐射，即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从物理成因来看，引起一年四季温度变化直接原因，是由于各地在春夏秋冬的日照量不同所致，这是地球绕太阳公转时，黄道面和赤道面有着一个约23°27′的夹角所致――直射的阳光在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之间不断移动。 　　在中高纬度的大陆，一年中冬季和夏季的月平均气温可差20―60℃之多――这种温差的变幅，远超出现在谈论的零点几度的增温。因此，人类对于太阳活动或与此有关的种种变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对于“太阳的作用，是人类完全鞭长莫及的”。 　　现在，有人告诉你，在薄薄的大气圈中――确切地说，在对流层中，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导致了大气增温。其原因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于太阳的短波辐射是透明的，而对于地表向外放射的长波辐射（主要在13―17微米的波谱区），则具有强烈的吸收作用。 　　确实，自工业化以来，大量燃烧煤炭和石油，以及森林破坏减少等原因，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为增加，据说二十多年后，可能比工业化前增加一倍。――但毕竟，二氧化碳只是一种微量气体，在大气中的含量为0.039%，或者说万分之三左右，而且还随季节变化有所不同。根据全球大气环流模式模拟试验，引起大气增温的参数相差相当悬殊，大气增温在1.5―4.5℃之间，海平面上升0.2―1.4米。但考虑了海气相互作用之后，其增温幅度可能要比这个值低一些。（《全球变化》，任振球著，科学出版社）――如果模拟试验有3倍之差的数据，而且实际增温幅度可能更低一些，则很难说获得了一致的肯定的结论，这只能表明科学本身存在很大的争议。 　　“低碳生活”、“低碳城市”，好像当今世界的环保只纠缠在大气中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上，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大气和土壤污染，反而不那么看重了。――这的确是环境保护主题的“嬗变”。 　　应当承认，二氧化碳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