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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曾经故意犯罪嫌疑人如何适用强制措施 　　[案例一]犯罪嫌疑人王某（女）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提请批准逮捕。审查中发现王某系自首，认罪态度较好，且已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然20年前，王某在某国有单位担任会计时，曾因挪用公款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案例二]犯罪嫌疑人张某曾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管制1年。3年后，张某在车上见有小偷扒窃遂出手制止，在拽拉小偷衣服时，不慎将小偷头部撞至车栏上，致其重伤。 　　[案例三]犯罪嫌疑人李某16岁时，曾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4年后，犯罪嫌疑人李某因邻里纠纷与邻居发生矛盾，将邻居打成轻伤。案发后，李某及其家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积极赔偿被害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逮捕措施对于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关系到刑事诉讼能不能更好地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能不能更好地发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本文三个案例却存在着应当批准逮捕和应当不批准逮捕两种不同的意见，而且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分歧较大。如此争议之核心和症结是对刑事诉讼法中“因曾经故意犯罪”而逮捕的条件的理解不同，认识不同，站位不同。 　　认为应当批准逮捕的理由：上述三名犯罪嫌疑人都可能被依法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曾经故意犯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2款的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的，应当逮捕。因此，上述三名犯罪嫌疑人均应当依法批准逮捕。 　　认为可以不批准逮捕的理由：案例一，王某尽管曾经故意犯罪，然而王某在本次犯罪中涉嫌交通肇事属于过失犯罪，王某曾经故意犯罪与本次所犯罪不属同一刑种，又时隔20年之久，曾经的犯罪不足以证实王某系惯犯，不批准逮捕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案例二，张某的行为本来是为了维护他人财产利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又属于过失犯罪，其社会危险性不大，如果以张某曾故意犯罪而逮捕，显然不合法理；案例三，李某前后两次行为的性质不同，且前次盗窃行为是在其未成年时实施的，经过改造后未发现李某再实施盗窃行为，后次的行为因事出有因，造成的后果不严重，又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因此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如果仅因李某曾经故意犯罪而批准逮捕，显然有悖立法本意。 　　我们认为，对上述三名犯罪嫌疑人均应当不批准逮捕。尽管法律条文规定了曾经故意犯罪的，应当逮捕，然而对于本条款，应当正确的理解适用。对于那些曾经故意犯罪，确属主观恶性较深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逮捕，而在综合考虑曾经犯罪与本次犯罪时间间隔的长短、后罪的性质及情节等多种因素后，如果社会危险性较小的情形，可以不批准逮捕，这并不违背《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 　　二、对因“曾经故意犯罪”而适用逮捕条款的理解 　　逮捕条件的设置是否科学事关逮捕制度本身的设置是否科学、是否正当，事关逮捕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是否会被滥用，事关被羁押公民的权利能否得到切实保障。基于此，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新增的因“曾经故意犯罪”而被逮捕的条件，更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准确理解，确保依法执行。对因“曾经故意犯罪”而适用逮捕条款的理解，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进行把握： 　　1.从立法精神上看：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最大的亮点就是尊重和保护人权，在逮捕条件上也进行了细化，从原来的“够罪即捕”到现在的“必要逮捕”，从原来的“一捕到底”到现在的“必要羁押”，都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少捕、慎捕”的立法精神。而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一直贯彻执行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可捕可不捕的一般不捕。逮捕是一把双刃利剑，一方面是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它又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代价的最严厉强制措施。因此，只有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能防止发生其社会危险性的情况下，才能适用逮捕措施，这符合逮捕措施谦抑性的司法属性，也体现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立法精神。针对上述案例，三人虽曾经故意犯罪，然而要么前罪与现罪时间间隔较长，刑种性质不同，要么现罪属于轻罪，或为过失性犯罪，或出于见义勇为，具有正当性，或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要么犯前罪时系未成年人，这些特殊情况的出现，使得犯罪嫌疑人本次实施的犯罪，不予羁押时并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因此，不逮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 　　2.从法条间联系看：《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这条规定充分显示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未成年人有着美好的前途，有着较强的可塑性，因此，未成年人犯的轻罪可以将记录封存。而类似于上面列举的案例三，李某犯盗窃罪时系未成年人，所判刑罚为五年以下，按法条是应当进行犯罪纪录封存的，而在其四年后所犯的故意伤害罪，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