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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余力,则学文新解读 　　《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被清代学者、教育家李毓秀用作《弟子规》的总则，改为“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讲解《论语》和《弟子规》的书籍文章不可胜数，但笔者目力所及，“有余力，则学文”都被翻译成“这样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力量，就再去学习文献”，或“这些做到之后还有剩余精力，就可以学习文献典籍”，或“这些做好之后还有剩余精力，就可以学习文化知识了”，或“这些事如果做好之后，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还应该好好学习其他有益的学问”。文字虽有差异，但意思基本相同，都是说在孝、悌、谨、信、仁、爱这些方面做好之后如果还有剩余精力、能力的话，就可以学习文献典籍或文化知识和学问了。这样翻译就意味着只有先把弟子教育成道德完人，才可以学习典籍文献或知识学问。事实上，这是极端违背学习和教育的规律、常识的，在理论上没法讲通，在实际中更是从没有发生过。 　　如何理解“有余力，则学文”，并把它解释得文通义顺、合乎情理，了解相关的教育历史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孔子办学以前都是“学在官府”，即学校由官府办，主要供贵族子弟学习，一般平民很少接受到学校教育。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发生剧变，王室衰微，官学基本上荒废停办，垄断在王官（即有知识的贵族阶级）那里的文化典籍也散失四方，不少过去在官府教书的王官、巫祝、礼乐之士，也都流落到民间。因此，兴办私学已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私学的产生也适应了当时文化下移、平民知识分子兴起的需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孔子为代表的民间私学开始兴起。在西周的贵族学校中，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教授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幼小弟子和初入学校的弟子学习小学课程，具体内容为初级“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包括个人礼仪、行为规范、宗教仪式等；“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指射箭技能；“御”指驾驭车的技能；“书”是识字、书写教育；“数”指基本的数学、自然知识。可以看出，初级“六艺”教育是一种包含了道德教育、知识传授、技能培养的全方位立体式教育，文武兼备，知行合一，可谓真正的贵族素质教育。完成了以上教育的子弟才可以接受更高一级的学习教育，即所谓的“大学”教育，主要学习经典文献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本领，培养将来管理民众、统治国家的政治领袖人才。孔子在自己的私学中，也继承了这种教学内容和制度，并根据自己的教育目的加以增减改革和创新完善。他先教小学部分的“六艺”，然后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高级“六艺”（此处不用“六经”之名，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六经”的说法）为主要学习内容的“大学”部分，以期把弟子培养成德才兼备、匡时济世的从政人才。他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也就是说：言辞温柔、性情敦厚，是用《诗经》教育的结果；通达于政事，鉴古知今，能高瞻远瞩，是读《尚书》的结果；胸怀无所不包，性情豁达顺畅，是音乐陶冶的结果；心里洁净如洗，能知天地精微，是学习《周易》的结果；谦恭朴实，待人接物庄重诚敬，是学《礼》的结果；熟知列国历史，能比较各国政事得失，是阅读《春秋》的结果。 　　《论语》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指的是典籍文献，具体指的主要是高级“六艺”，这时高一级的学习教育也就是“大学”的学习内容。弟子在学习高级“六艺”之前，已经接受了初级“六艺”教育，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形成了一定的学习能力。在孔子看来，通过了初级“六艺”教育，学生具备了包括文化知识素质在内的全面良好素质，尤其是具备了必需的良好的道德情操，才可以继续学习高级“六艺”，从而培养成治国安邦、以道济世的君子般的高级人才。因此，将“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理解为孔子先要把弟子培养成道德完人后，才让他们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观点是错误的。孔子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就是要培养具有君子品格的人才，培养品德高尚的治国理政、致君泽民的政治俊杰。这种人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人才，执掌国家政务则政治清明，主持社会正义则风俗淳厚。在孔子看来，没有良好的道德，就不可能成为君子，就不配做管理民众、治理国家的政治人才，就没必要进一步“学文”。这是孔子的仁政德治思想在教育理念和实践上的表现。同时，孔子认为“德”是人的立身之本，是维护社会、国家良好秩序的重要因素，所以，在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中非常重视道德的培养和教育。至此，对“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以做这样的阐释：这些做到之后还有剩余精力，就可以进一步学习文献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