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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城乡统筹发展下农民权利保护问题 　　【摘 要】 在城乡统筹背景下，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渐次消除“城乡二元”现象，在制度安排上必须有一个强力支点才能整体奏效。这就是对农民财产权与生命权应予以市民化的平等保护。 　　【关键词】 保护；农民权利；同命同价；城乡统筹 　　 　　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加快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强化司法，使得对农民的财产权与生命权的保护与市民平等化。 　　一、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 　　1、农村土地补偿标准的明确和操作 　　在中国，土地之于农民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然而，对于这样一项重要的无以复加的财产，我国现行法律对其所设置的平等性保护远不如对城市的商品房那样充分。农民所实际享有的是承包经营权，依照物权法的归类属于用益物权，因此自身难免带有权能的不足，其受限性表现在其没有终极意义上的处分权，更多地体现在收益权利的运用上。例如：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09年中央1号文件专门给出了政策。但是，当农民的土地面临被征收的时候，其所有权属的先天不足就暴露无遗。首先是农民基于对土地的共有抑或说是集体所有，对补偿价格的确定农民却没有话语权，而是被法律所“决定”。根据中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城里人的私产可以随行就市适用地产评估的方法来界定市值，为什么农民仅因身份上的差别便适用另外的待遇，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对农民“一视同仁”理应对其被征用的土地予以合理的、公平性补偿（即使是在合村并居的情形下），这正如德沃金所主张的那样：“政府必须关心它治下的人民，政府也必须尊重它治下的人民。政府不仅仅关心和尊重人民，还必须平等地对待人民。”［1］所以，理念要转变。其后相应标准的确定便相对容易的多。各地一般针对城市房屋拆迁都有配套的实施意见，例如：山东省德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山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意见（德政发〔2007〕10号），其中第六方面规定，德州市城区房屋拆迁相关补助标准:“我市最低货币补偿标准，不得低于同区位新建普通商品房市场价格的93%”。不妨借鉴这一标准就高不就低的去操作，这样就可以较为充分地考量和保护社会发展、土地区位升值给农民带来的物质利益，这种做法恰恰是与时俱进理应做出的调整。所以必须设立一种公正的、交互性的协商机制，使得农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 　　2、让农民住宅产权化、市场化 　　众所周知，确定农民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主要看其所占宅基地使用权的归属，但是土地使用权毕竟不能取代、覆盖所有权，因此可以说，农民对自建房屋的所有权缺乏法律表征和社会公示力，使得农民手中的资产不能盘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融资渠道也阻碍了农村经济的更快发展。实践永远是鲜活的，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了相关制度的摸索、创新，例如［2］安徽省宣城市从1997年开始试点农村房屋产权登记制度改革，在农村房屋产权得以明晰后，农民可以自己的农房向银行担保贷款，农民融资能力大大提高。2008年12月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房管局对萧何庄村进行确权发证试点［3］。农民房产产权化仅仅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之上还应该使其市场化，允许其自由流转，拆除人为设置的城乡藩篱，比如现在各地频出的“小产权房”乱象以及农民房产转让的受限问题（不得卖于本集体之外的人，既包括本集体之外的农民也包括城镇居民），一味地限制终究不是办法。应该变成一种理性的疏导和智慧的管理，相关职能部门不可不作为，以防形成先斩后奏法不责众的两难困局。 　　二、对农民生命权的保护 　　1、阶段性的过渡措施――同命同价 　　在同一次交通事故中死亡的“城里人”和“农村人”，所获赔偿相差甚远，以2010年山东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所规定的“死亡赔偿金”（以60周岁以下为例），“城里人”是356220元，而“农村人”是122380元，两者相差233840元，城乡二元分化明显。但是解释这一制度性的歧视却是要牵涉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实体运作中的法律是一个结构、实体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的有机体，要揭示其一部分的背景和作用，必须调动制度中的许多组成部分”［4］，我国现在通行的解释是，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预期收入损失的补偿，目前城乡居民收入确实存在较大差距，以2010年山东省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为1781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119元，如果单从经济收入这一方面来讲，这种差等对待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生命是无价的，不应该也无法被量化。退一步讲，在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的今天，单凭一纸户口往往很难准确、真实地界定出一个农民的收入状况，立法总是落后于司法现实，在司法实务中，有些地方法院注意到了这种实际上的不公和不协调，通过自身工作经验的总结，在这两个标准之间细化出了滑动的准用空间，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