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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现代性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启示 　　摘要：流动的现代性思想是鲍曼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性转型的一种理论反思。其对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意义表现在：在国家层面，把维护国家统一放在首位，努力建设强政府；在社会层面，积极发展社会自治组织，力所能及地实行基本收入制度；在个体层面，在保障个体自治的前提下，要求公民积极履行公共责任。 　　关键词：流动的现代性；现代性；鲍曼；中国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6-0039-04 　　 　　齐格蒙特?鲍曼(1925-)，波兰裔英国利兹大学退休社会学教授，是当代西方研究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被誉为“当代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在新世纪之交，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及其后果作了深入的理论反思，在西方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本文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视角，从国家、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阐述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意义。 　　 　　一、资本全球化与能力政府建设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当代现代性已转变为流动的现代性，或者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流动的现代性时代。在鲍曼那里，现代性约四百年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稳固的现代性具有鲜明的中心化、组织化、秩序化的特征，与之相反，流动的现代性社会是一种去中心化、去组织化、去秩序化的社会，其实质是“个体化、私人化”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之“流动”并非是指现代性自始就具有的“瓦解传统”、不断革新的特点，而是特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即各种社会关系处于不断“液化”的状态，这就是鲍曼所说的，用于“瓦解传统”的“瓦解手段”被“瓦解”了，这使得社会“总体秩序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机会”。在鲍曼看来，流动的现代性是一种比稳固的现代性更“坏”的现代性。 　　流动的现代性的形成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猛推进的全球化浪潮。在鲍曼那里，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即资本从民族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电子信号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本具有全球性，而政治仍停留在地方。在鲍曼看来，这种全球性经济与地方性政治之间的不平衡性乃是当代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它从根本上损害了作为现代政治主要执行者的民族国家的主权，使社会生活屈从于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场的支配，把越来越多的人口推人生存无保障的境地，“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在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下，许多主权国家主动或被迫充当了跨国公司的地方保安，与此同时，“新种族”国家也大规模地兴起。对此，鲍曼指出，政治主权的分裂本身就是促进全球金融、贸易和信息产业自由运动的主要因素，试图通过放弃主权的办法来迎合跨国资本，这无异于助纣为虐。鲍曼认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是全球性的，但在目前全球政治(区别于国际政治)还远未见踪影，各种“新国际主义”组织仍摆脱不了受“狭隘心志”支配的情况下，“民族国家依然是结算帐目的唯一框架和有效政治创制的唯一源泉”。 　　不可否认，鲍曼是站在西方发达社会的背景下来反思民族国家主权问题的，如果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来看，还应注意发达国家主权与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力的差异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高喊“主权过时”、“主权无用”，其实质不过是为“资本流向全球，利润流向西方”的全球分配机制做意识形态宣传，因为其有足够的能力来保障主权。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打开国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更应把维护国家主权放在首位。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积极参与、有所作为应该成为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理性选择，因为在全球化的角逐中，是输家还是赢家，主要取决于我们参与全球化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家层面努力做好“维护国家统一”和“建设强政府”这两篇大文章。 　　维护国家统一是我国应对全球化风险和挑战的内在要求。如鲍曼所言，“整合和瓜分、全球化与地方化，是两大相辅相成的过程”，当代民族分裂主义归根结底是为权力资本分化、弱化以至彻底解除其反抗力量服务的。因此，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这一原则性问题上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例如，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始终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图谋。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三通”的基本实现，两岸关系正在进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时期。又如，针对极少数新疆和西藏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本质予以揭露，对民族分裂主义的言行依法进行坚决遏制和严厉打击。 　　建设强政府也是当前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所谓强政府是指有能力的政府或能力政府，即“能够有效运用公共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