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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认同理论辨析与路径探索 　　摘 要：法治认同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法治认同需要治理思维从人治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变；法治接受理论中的法治认同的提法比法律信仰更为理性；法治认同的基础在于作为人性关怀的法治价值而非作为统治的法律工具；建设法治化的小共同体、执法司法正义和法治理念教育是法治认同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法治认同，法治思维，法治价值 　　作者简介：喻名峰，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南 长沙 410000）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要求，法治认同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社会公众的法治认同为法治建设需要提供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这种社会心理基础的建构既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也依赖于社会群体的社会互动中的认知和发展。辨明法治认同的相关理论问题和探索可行性途径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治理思维理论辨析：从人治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变的需要 　　现代法治一般认为源自于西方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在反思其导师柏拉图的贤人统治思想后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被认为是法治思想的开端。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法治是以人治的对立面而提出的。因此辩明法治的前提就需要分析人治的概念。所谓人治，是个人或少数人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采用军事、政治等手段，以统治者的主观意愿来管理社会事务的治理模式{1}。中国漫长封建时代的人治使其成为现代法治理论批判的重点对象。儒家学说倡导的人治主义政治思想，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以德治教化人，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之人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与社会。“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儒家人治思想把“盛世”的想象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2}，从而常常导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柏拉图倡导的哲人治国论是西方人治思想的代表，主张由贤达的哲学王来统治国家。这两种思想的共同特点都表现在与人大于法、专制独裁相联系，同时也成为了法治主义者所批判的焦点。 　　人治何以产生？人治思维为何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有学者用人类社会系统的权力结构来解释了人治产生的根源。徐显明教授就曾把权力结构分为树结构、树―果结构、果―树结构和果结构，其中树结构则是人治产生的根源。他指出，树结构是指其中任何有权力关系的两点的联结方式是从上至下的权力“单向运行”方式。处于“树根”处的人或集团不会受到任何制约，从而在体制上出现了一个不受任何束缚的“权力真空”，同时上下级间的“单向束缚”也仅仅是一种形式，难以形成惠民意义上的制约{3}。为何人治思维会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中普通民众的人治思维源自于泛伦理化和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4}。泛伦理化指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伦理本位，社会秩序由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规范来维系。无论是领导阶层的圈子意识，还是普通民众的关系思维，均体现了中国公民在处理事务时思想意识中的“情优先于法”的思维逻辑。泛政治化的实质就是权力至上。长期以来的“法自君出”的文化传统直接造成了人们对法律从属于权力的认同。同时普通民众与执法者在法的知识上的不对等关系，导致了法不治权而治民的现实，这种社会实践强化了人们对于权力至上的认同，具体表现在执法者阶层以权代法的权力滥用和民众更多地寻求“权力”的帮助来解决问题{5}。 　　何为法治思维？法治相对于人治被提出，被认为是一种更具有明确性、可预期性和普遍适用性的国家治理模式，然而却一直难以有确定的概念界定。正如托马斯?卡罗瑟斯所说“关于法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也存在不确定性”{6}。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法治思想：“法治优于一人之治”，他认为法治是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服从，而人们普遍服从的又是“良法”。《德里宣言》总结了法治三条原则，即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设和维护个人尊严的各种条件、法治在于制止行政权的滥用和使政府有效维护法律秩序以保证人们生活条件、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治是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意指立法司法行政等机构均要服从如正义、公平、尊严等原则。虽然不同的概念界定存在不同的角度，但都是主张理性统治而免除情感欲望因素，并以民主政治为基础推行平等、正义、自由、善德等社会价值。因此，法治可以界定为以民主为前提，以法律为基础，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制约权力为关键、以保障人们尊严和生活条件为目标的一种社会治理形态。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法治思维是对人治思维的否定，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即是对泛伦理化和泛政治化的否定。对于泛伦理化的否定具体在于解决人们的思维方式上情与法的优先权问题。法治思维即是把法律作为处理事务的优先方式，在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过程中首先要遵循法律制度预先设定的程序和规范；民众在处理个人事务时也是以法律规范为行为框架。当然法治思维并不完全排斥情理，而是法优先于情理{7}。对于泛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