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剧作中伦理思想研究.docVIP

洪深剧作中伦理思想研究 　　从伦理角度来研究洪深的话剧创作，我们主要通过作品中的叙事话语形式来展现一定的伦理思想，从而了解作家的伦理立场和价值判断。尽管洪深在剧作中并不刻意凸显伦理思想，但是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较，他在创作中注重人伦秩序的维护，人物形象评价依据传统的道德标准等，这都使他在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伦理态度上与其他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从伦理角度来研究洪深可以深入揭示其文化伦理立场及其伦理思想的独特性。 　　一、洪深的文化伦理立场 　　长久以来孔子对于诗的兴观群怨的评价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论述虽然奠定了文学传统中的审美与社会功能的双重标准，但是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更加凸显文学服务社会现实的价值取向。洪深的创作观念正体现出对这一传统的承袭，其剧作多采用知识分子独立的视角，密切关注剧作与社会现实人生的关系，尤其强调戏剧的社会价值。如早期剧作《卖梨人》、《贫民惨剧》等，剧中凸显出来的善恶对立，对强权者的憎恶、对贫弱者的同情等，都显示出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赵阎王》试图借助于个体生命的遭际达到批判社会的目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三十年代的《农村三部曲》与抗日期间的戏剧创作，都体现出戏剧密切联系现实、关注现实人生的价值取向。除此之外，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依据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如《赵阎王》中“赵大”对上级的愚忠、对命运的信奉、对因果报应的迷信等《，少奶奶的扇子》中对女性忠贞、贤淑、忍让的传统美德的赞颂，抗日期间的剧作中对国民民族意识的苏醒及民族大义担当的充分描绘，都展现出洪深受民族文化的影响极深。 　　对易卜生思想的选择性接受，体现出洪深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易卜生的话剧和个性解放思想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是“‘五四’视野里的易卜生呈现出多种价值” 1这也是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已被本国知识分子依据具体国情进行了选择性的肯定与推崇的结果。洪深的剧作从对外在现实的描摹与揭示上都体现出受易卜生剧作的影响，却缺少对人性及人生意义的哲理发掘。《鸡鸣早看天》中文慧以出走来抗争家庭的专制，最终却又返回，文慧的嫂子虽然逃离了残暴的丈夫，但模糊的命运透着无法预知的悲凉。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无论是剧中的环境布置、人物塑造及其主题表现完全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征。金女士与女儿经历的相似与中国文学中的“因果报应论”竟相暗合，徐少奶奶因误会而选择抛夫弃子和朋友私奔，这种怨气式的报复方式与传统文学中的闺怨情绪也相类似，剧作的大团圆结局无不透着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来看，洪深的剧作无论是题材的选取、人物的塑造，还是对西方思想的接受都无法遮蔽传统文化的烙印，正是在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其在创作中往往不自觉地把人性、个人生命等主题隐埋起来，去突出表现社会民生等重大命题，从而展现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积极入世情怀，这与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极为相似。 　　二、洪深剧作中伦理思想的体现 　　传统的家庭伦理思想：从根本上来讲，家庭伦理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关系。洪深在剧作中尊重个体对爱情、婚姻的自主选择，但同时又因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而牵制剧中人物的行为。以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为例，徐少奶奶的个体道德境况传达出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首先，离家是因为误会丈夫而被迫离开，这种行为与追求爱情自主、自由意志的个体伦理有着本质的区别，个人在爱情中的主体性从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其次，私奔并不是出于对爱情的主动选择，而是一种在困境中的无奈行为，这就使其主体性再次得到了削弱，女性在传统家庭中的被动与承受充分体现了出来；最后，返家是因为亲情而不是为了爱情。当爱情失去了维护家庭秩序的力量时，亲情血缘就成为维护家庭秩序的关键，徐少奶奶因为孩子而返，在家庭伦理观念中又回归到了传统的责任中。即使在《女人女人》中，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所谓“知识女性”也依然无法彻底摆脱“贤妻良母”的角色。这些剧中的女性形象从表面上看追求爱情自主，个体自由，但对家庭育儿等责任的承担以及对家庭伦理秩序的维护等，都充分体现出伦理思想的传统性。 　　与时俱进的革命伦理思想。对于革命伦理而言，阶级意识是其主导话语，所以洪深用阶级意识贯穿了上世纪30年代的创作，尤其表现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阶级力量。《五奎桥》重点体现农民对生存权利的维护。为了让农民的行为具有革命的合法性，符合革命伦理的规则，情节设计完全符合革命的逻辑：天旱缺水，农民为生存要拆桥，所以斗争的焦点自然转变为农民与周乡绅的斗争，斗争的性质就转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除了展现农民的斗争之外，表现阶级意识也是体现革命伦理思想的最好表达。剧中“李全生”始终从农民的集体利益出发，追求集体的奋斗和普世的解放，这种表现完全与现代革命伦理的核心一致，所以在他的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