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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反思与展望 　　摘要 对四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与人类社会信息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是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基点；基于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人类科学的整体发展是图书馆学的科学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学建设方向，全面反映当代图书馆学学科基本性质与特征，通过图书馆学与各相关学科的交叉与互动所形成的多元互补、相互统一、整体发展的多元一体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势。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杭州会议 庐山会议 常州会议 郑州会议 多元一体趋势 　　 　　1 引言 　　 　　图书馆学伴随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传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之后，历经坎坷，走过了一条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求索历程。在这一艰难历程的最近一个历史阶段，即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以来的近三十年间，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先后主办了四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这几次会议在图书馆学理论建设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图书馆学学术发展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自第一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以来，至今已经二十余载。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会议历经杭州、庐山、常州、郑州四次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召开的，都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每一次会议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本文在对四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简要回顾的基础上，对21世纪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提出若干前瞻性的理论思考和建议。?? 　　 　　2 对四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的回顾与反思 　　 　　2．1 杭州会议 　　1984年11月1日至7日在浙江省省会杭州召开的“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是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后举办的首届全国基础理论讨论会。由于这次会议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年后，“杭州会议”这一称谓相沿成习，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专有名词。 　　会上，诸多学者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的各相关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以及新技术革命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未来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课的教材建设问题。杭州会议前，各学校采用统编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由于图书馆学理论界对统编教材提出了许多批评，引发了一些争议，因此急需一套新教材以确立图书馆学新的理论体系。会上，经过与会学者的讨论磋商，最后做出了放弃统编教材，会后由各学校自编教材的决定。 　　杭州会议是在中国社会由一个封闭的传统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的历史大背景下召开的。这一历史大背景的时代基调就是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的改革与开放。显然，杭州会议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学术思想的活跃是在这一时代和历史大环境下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理念在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具体反映。这不仅是对多年来思想禁锢、万马齐喑的传统社会学术环境的否定，也是为走出在封闭沉闷的传统社会环境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长期低谷所发出的第一声学术呐喊。 　　学术思想的交流、不同理论和观点的碰撞、统编教材的放弃，打破了数十年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一元化的传统格局，形成了理论多元和学术争鸣的局面。这一基于学术自由的原则所形成的宽松局面和新的学术环境为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发展挣脱了桎梏，推动了图书馆学学术思维多元化理论格局的形成和发展[1］［2]。 　　在杭州会议前后的几年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经历了一次建国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发展高潮。在这一高潮中，产生了以周文骏先生的“文献交流说”、宓浩先生的“知识交流说”、吴慰慈先生的“‘事业说’新论”和倪波等人的“文献信息交流说”等学说为代表的一系列反映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新的学术思想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3]。这些成果的形成和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终于开始了从关注图书馆现象表象描述的经验图书馆学向探索表象背后的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图书馆学的巨大转变。因此，杭州会议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和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2．2 庐山会议 　　杭州会议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经过一段短暂的繁荣，在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偏向和误区。用今天的学术视野加以分析，这些偏向和误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把学科的理论基础与学科的基础理论相混淆，表现为一种用学科的理论基础研究取代基础理论研究的现象。其二是在缺乏对图书馆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图书馆学独特的学科属性准确把握的情况下，因循传统的学术思维方式，用传统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学科标准来审视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