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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迁徙自由权入宪思考 　　作者简介：赵亚宇，女，1991年6月生，河南驻马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3级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学。 　　摘 要：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被国内外学界所承认，但是我国当代宪法并没有将其写入其中，因此迁徙自由权入宪的问题一直都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从应然权利向实然权利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仅仅通过文字上的规定就能实现了的。迁徙自由权的实现不是需要急迫地写入宪法，而是应当首先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为迁徙自由权的实现创造条件，从而在迁徙自由权能够得到实际保障的时候，再顺其自然将其写入宪法当中。 　　关键词：迁徙自由权；入宪；不适当性 　　一、迁徙自由权的内涵 　　（一）国际公约对迁徙自由的界定 　　迁徙自由权是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项基本人权，其内容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均有规定。从国际条约规定的层面来看，迁徙自由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从主体上看，享有迁徙自由权的人是合法的在一国领土内的人，不仅包括本国的公民，同时也包括外国的侨民和无国籍的人；从行为方式上看，迁徙自由不仅包括在国内领土内的自由迁徙和选择居住的行为，而且也包括在国家与国家间的迁徙行为，同时规定本国公民进入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剥夺；从限制条件上来看，包括除非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以及保障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迁徙自由不受限制。自由不是绝对的，绝对的自由只会造成权利间的相互侵犯，“纯粹的光明和纯粹的黑暗一样，让人看不到任何东西”，所以通过法律对迁徙自由进行限制性规定是必须且合理的。从国际公约层面上来看，迁徙自由更多的是从人权的角度和广义上来讲的，指的是一个人在国内和国际间的迁移活动。 　　（二）国内理论界的相关探讨 　　在国内的学术界对于迁徙自由权的认识主要是从其内涵和性质两个方面考量的。就其内涵而言，一般上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第一种是以王世杰、钱瑞升先生为代表的“择居说”，认为“迁徙自由就是选择居住的自由”；第二种是以谢鹏程先生为代表的“列举说”，认为“迁徙自由权是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在国内任何地方有自由迁徙和定居的权利，以及出国、移民国外和回国的权利”；第三种是以杜承铭先生为代表的“离去说”，认为“迁徙自由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任意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地（包括国内和国外）旅行或定居的权利”。在这些学说观点当中，虽然有的学者将“出国”也纳入了其中，但迁徙自由权更多的指的是我国公民在我国境内的迁徙自由，绝大多数的人的迁徙行为都是发生在我国境内，出国的人数仅仅占到的是极少数的一部分。 　　所以，笔者在本文当中所谈论的迁徙自由是指我国公民在我国境内基于选择居住地、工作、旅行等原因，离开原先的居住环境，移至其他的地方的自由，移居到其他的地方能够与当地的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不遭受任何法律上不公平对待的权利。 　　就迁徙自由权的性质来讲，其人身自由的性质是无可辩驳的。关于其政治权利的性质，笔者并不认同，政治权利是公民参加国家政治生活所享有的一种权利，着眼于公民参与管理国家的公共生活；而迁徙自由权所行使的区域仅在个人生活当中，是一种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着眼于个人生活。因此，在笔者看来，迁徙自由权包含着人身自由和经济权利的性质，同时，其平等权的性质也是不容忽视的。迁徙自由与生存权、工作权、受教育权、接受社会救济的权利有着密切的联系，“实现从一个居住地到别处更多的是关涉人身自由的问题，而能否取得‘同等的待遇’”才是整个迁徙自由权的核心”。迁徙自由权是移居到其他的地方能够与当地的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不遭受任何法律上不公平对待的权利。我国对于迁徙自由权入宪的呼声日益高涨就是基于大范围的农民进城务工的现实，为了保障广大农民在城市当中的平等权益，打破农村与城市间的身份等级壁垒，实现平等的权利的需要。 　　二、迁徙自由权入宪的实践 　　（一）迁徙自由权入宪的域外经验 　　最早对迁徙自由权进行规定的是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虽然其主体仅限于“商人”，但其对迁徙自由的基本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表述，可以说开启了迁徙自由权立法的新篇章。真正将迁徙自由作为宪法权利进行规定的是1719年法国宪法，使得迁徙自由权进入了宪法保护的层次当中了。后来，1919年《魏玛宪法》对迁徙自由作了更为全面和详细的规定，标志着关于迁徙自由立法的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均对迁徙自由权进行了规定。在后来，迁徙自由权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二）迁徙自由权在我国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第90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正是基于此，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