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的叙事再确认.docVIP

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的叙事再确认 　　内容摘要：立足于叙事与性别的文化视域，《叔叔的故事》源于性别差异的非元小说叙述策略的建构，颠覆叙述传统的女性视角，打破叙述权威的叙述话语，无疑是王安忆十年“讲故事”生涯中一次历史性的自我超越，这“超越”在今天看来同样具有理论的价值和实践的意义。 　　关键词：《叔叔的故事》 性别 叙事 再确认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雯雯系列”开始，王安忆对性别文化的解构就历史性地吸引了众多女性主义批评者的关注。1990年其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发表，作品立足于叙事与性别的文化视域很快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尤其是在作者、叙述者和读者的交往互动中，源于性别差异的非元小说叙述策略的建构，颠覆叙述传统的女性视角，打破叙述权威的叙述话语，更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王安忆十年“讲故事”生涯中一次历史性的自我超越，这种“超越”在今天看来同样具有理论的价值和实践的意义。 　　一、非元小说叙述策略的建构 　　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采用了元小说的叙事手法，这在批评界已经成为大多数批评家的共识，但事实上在作品中王安忆大胆使用先锋小说的游戏策略建构的“元小说”还是有异于传统的元小说。传统的元小说就其本质来看它始终关注的是小说的虚构身份，最终小说往往陷入一种形式上的平面模式。而徽叔的故事》中的“元小说”叙事并没有因小说虚构身份的构建而失去自身的真实性。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便是在文中凸显叙述者即典型的“叙述代言人”。文中的叙述者“我”开篇就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这是人家的故事，关于我的父兄。”这里的叙述者“我”首先就给我们表明了接下来的故事是出自别人，自己仅仅是一个传声筒的角色而已。但是在之后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叙述者“我”之所以要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于是，作品的叙述就围绕着“颠覆”“原先以为”的假定或确认展开。在叙述的过程中，叙述者不仅讲述了叔叔的故事，而同时也将自己的故事穿插于其中，即还讲述了一个讲故事的故事，并且在讲述中叙述者“我”的声音不时跳出来发表着议论，甚至将自己选择材料、考证材料真伪、对某些情节的推理、猜测、思想的独自等通通搬到了台前，与所讲述的“叔叔的故事”形成照应，相互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除了叙述者，文本另外一个较为突出的叙事特点就是“复述性叙述”。《叔叔的故事》中关于叔叔被打成右派的那篇文章，叙述者听到了四个不同的版本，面对同样的一篇文章，叔叔对其进行了三次不同的界定，而叙述者“我”作为一个崇拜叔叔的文学青年，则主观地摒弃了第四种说法，并根据前三种说法开始了叔叔作为“我们”精神领袖的叙事旅途。而后面关于叔叔作为右派被下放的地点，作者也采用了这种复述的叙述形式。起先的说法是叔叔被下放到青海，后来叙述者又抛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原来叔叔并不是去青海，而是到了苏北小镇的一个学校里，过起了庸常的生活。还有，关于叔叔同大姐分手的原因，叙述者先是讲述了一个被舆论扼杀的神圣的爱情故事，叔叔离婚后的种种流言蜚语，终于迫使叔叔与大姐在那一晚平静地终结了这场纯洁的爱情。紧接着叙述者则又重述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原来导致他们分道扬镳的除了舆论外，更主要的一点是由于叔叔那一晚的失败造成的。这样，叙述者通过一次次复述性的叙述，一次次颠覆了叔叔那伟岸而高尚的形象，虽然这样的方式表面上看消解了故事内容的真实性、严肃性，但透过表层我们可以发现“复述性叙述”乃至“叙述代言人”消解的是形式上的平面模式而构建的是作家“合情合理”的生命体验。 　　二、颠覆叙述传统的女性视角 　　王安忆曾多次在公开场所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家，甚至不喜欢被称作女性作家。但她的叙事却无法背叛她的性别，在作品中总会流露出其女性所特有的视角。 　　《叔叔的故事》问世以来，对其叙述者性别身份的界定学界有一些争议：有评论家认为小说中的“我”作为男性的可能性要大于女性，也有评论家认为小说中的“我”作为女性的可能性要大于男性。我们则认为有这样的争议恰恰表明作者叙述建构的高明。在《叔叔的故事》中，叙述者“我”的性别本身就具有模糊性――我们无法清楚地知道叙述者“我”的性别，也许是作家有意为之。但从叙述的内在本质来讲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视角，即解构事件时作者所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文本中显然是出自跟“叔叔”相异的性别。在文学传统中，控制叙述话语的大多是男性。但《叔叔的故事》中的叙述者“我”却通过一种“女性”的叙述策略针对男性作者对女性形象以及两性关系的“歪曲”而作出“颠覆”与“反叛”性的叙述。就拿叔叔离婚这件事情来说，“我”在文中间接引用了叔叔的话：“他说他在无家可归的日子里，妻子收留了他，以她的情爱哺育了他孱弱的身心。一如今他健壮了，便要远行，这确有一股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