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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汤亭亭女勇士跨文化解读 　　摘要：华裔美国文学家汤亭亭的作品《女勇士》一直是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作品之一，而其刻画的华裔小女孩的文化观念及对传统英雄人物花木兰的改写引起了一场关于华裔美国文学文化属性的激烈争论。本文尝试以赵汤之争为基点，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女勇士》中东西文化的碰撞、文化认同与重新解构等方面进行解析，从而论证华裔美国文学的文化身份和属性。 　　关键词：汤亭亭；《女勇士》；碰撞；重新解构；文化属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支新兴力量，尤其是以汤亭亭、谭恩美为代表第二代移民作家的作品备受关注，而这些作品亦其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身份引发了很多争议。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1](Woman Worrier)就是其中之一。该作品分为五个部分：无名女人、白虎山峰、巫医、西宫门外与羌笛之歌，从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小女孩的视角展现了周围的女性，尤其是母女两人的现实生活，深刻地揭示了诸如文化差异、种族歧视、性别政治和自我认同等主题，以女性作家的视角突出了主人公在文化属性上的不懈探索。由于华裔女性不仅被白人主流社会边缘化，而且被崇尚父权的华人社会边缘化，这就使得该作品的文化属性问题愈加复杂。本文试图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对《女勇士》进行跨文化分析，论证华裔美国文学的文化身份和属性。 　　一、赵汤之争引人深思 　　1976年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ston）以一本《女勇士》（Woman Warrior）引起了美国文学界和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而华裔美国文学界却有很多人对汤亭亭改写中国传统文化中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而感到不满，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和持久的争论，即所谓的“赵汤之争”。这场论争最早见诸文字的史1980年几位华裔作家陈耀光、赵健秀和黄忠雄等为《三种美国文学》一书撰写的“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简介”。赵健秀等人不但完全排除汤亭亭、谭恩美、黄哲伦等人，而且点名批判，认为他们为了讨好白人而背弃、出卖自己的文化传统、“伪造中国文化”。[2] 　　卫景宜在《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3]中梳理了双方的观点，她认为，争论双方的焦点在于：《女勇士》是一部沿袭了“东方话语”式的自传体小说，还是一部手法创新的小说；作者对中国典籍的改写是否是为了讨好白人而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亵渎。反对派的观点认为，汤亭亭、谭恩美、黄哲伦等受白人推崇的作家的写作意识属于美国主流文化长期熏陶下的“东方话语”的反映，他们追随传统的华裔作家，以个人经验写作迎合主流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华人形象的种种歪曲描述，认为他们厌恶自己的华人身份、认为其写作手法是“对历史和文学的毁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而支持派的观点则认为少数族裔作家并不是少数族裔群的代言人，要求华裔后代保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是反历史的，而《女勇士》的作者是在尝试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什么是华裔美国人”这一问题的思考。 　　自《女勇士》出版以来，这场引人深思的“赵汤之争”也一直持续了三十年，并且至今仍是华裔美国作家和研究者们所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审视华裔文学中中西文化差异仍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高背景与低背景文化的体现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美国人类学家、空间关系学的创始人爱德华?霍尔把文化大体划分为高背景文化和低背景文化[4]。由于长期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比如，高背景文化提倡尊老爱幼，子女孝顺父母、听从父母的训导是天经地义的。在这种文化传统中，家长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容冒犯的，子女只能绝对服从。而深受低背景文化影响的人崇尚自由、平等和民主。在高背景文化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非常重视集体的力量。一个人的能力往往不是体现他个人的价值，而是代表着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群体价值。因此，一个人做了坏事往往会殃及整个家族；同样，若是取得了荣誉也会光耀门楣，甚至光宗耀祖。而低背景文化环境中，强调自我和独立意识，鼓励个人奋斗。这些差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交往带来了问题，有时甚至会产生隔阂和冲突。这一点在《女勇士》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 　　《女勇士》真实细腻地描述了分别处于高背景文化和低背景文化的母女两代人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念。出于对华侨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反抗，年幼的主人公一听到“养女等于白填，宁养呆鹅不养女仔”时就大哭不止；当她得知学好功课被认为是只能给未来的公婆增添光彩的时候，就决定“再也不拿A了”；她“坚决不做饭”，因为这样会符合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当母亲强迫她去送错药的药店索要糖果以除晦气的时候，她感到荒唐，难以忍受；她不理解姨妈古怪离奇的举止行为，讨厌华裔移民旁若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