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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年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反思 　　在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发展历程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具增长点，90年代以来发展尤其迅速。正如徐坤所言：“一九九五年,中国女性在亿万世人的瞩目之下经历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女性集体狂欢,中国女性文学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体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相应显示了欣欣向荣的势头。可是时至今日我们并没有看到预期的结果，反而面临着许多的困惑：一方面是更多的新理论不断被引进和运用，从事女性主义批评的队伍不断壮大，一方面却是批评对象的排斥和读者的漠视，甚至其存在的合理性都遭到了质疑。这种现象无疑是值得关注和探究的。 　　另外，九十年代以来女性面临的文化情景异常丰富和复杂。急剧推进的市场经济和商业化进程,使女性一旦以明确的性别身份进入文化，就面对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生存环境,不仅有男权文化的拒斥，而且有经商业包装而翻新的传统女性规范的涌出。由此，女性写作面临的情形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困扰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女作家群体对“女性写作”这一问题的认识纷杂不一，以及因此造成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她们在作品中打出女性主义的旗号，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觉行为，她们是否关注女性的现实命运和文化作用，作品是否能构成可供女性群体阅读和接纳的女性文本经典，等等。在重重围困中，每一次朝向目标的前进，都有可能成为一次远离。在这样的情景中，我们更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女性主义批评将何为？ 　　 　　一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思想解放和新启蒙主义的潮流中，吸收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营养成长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大致分成两个阶段：80年代是大量西方女性文论被介绍进入中国的阶段，从开始时一些片段的译介到大规模引进一些专著，西方女性文论的经典逐渐进入到中国研究者的视野，如法国的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美国的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凯特?米莉特的《性政治》等，迅速而强大地激起了人们对这一批评模式的兴趣和关注，第二个阶段也就水到渠成地出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应用这些理论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并进行了富有中国色彩的阐发的著作。如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呼唤“妇女学”的诞生，已有了鲜明的学科意识；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在“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的控诉下向男性文学传统提出了挑战，表现出浓烈的女性主义批判精神；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运用妇女中心的批评方式，清算了男权传统对文学和女性写作的影响，在书的后半部分，她对女性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要建立一种双性文化，这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惊人相似，西方女性文论对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建设之初的影响可见一斑。林丹娅的《当代女性文学史论》也反思了女性被书写的历史，将女性文学史看作女性书写真实自我的历史，从中也可以看出西方文论中“妇女自己的文学”观的影响。 　　千年失语的压抑与热烈的西方女性文论的相遇，使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像雨后春笋般迅猛地发展起来，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了自觉的学科建设，也曾产生了一批受这些批评理论影响的优秀作品。像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徐小斌的《双鱼星座》，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徐坤的《厨房》，张洁《方舟》、《无字》等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丰收季节似乎指日可待。 　　 　　二 　　 　　而时至今日，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界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繁荣场面，似乎并没有担当起它应有的对文学的引导意义，遭遇了一系列的难题。 　　学院派的热烈与大众的冷淡。《性与文本政治》的作者陶丽?莫依1984年秋短暂访问了中国后曾表达过自己的感受：“把西方的女权主义树立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权威并不是西方女权主义者的任务。我对中国文学的状况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只是：他们非常不同于我所知道的西方文学。”中国文化传统古老坚固，漫长的黑暗使男权意识根深蒂固，浸淫其中的中国女性已将之内化为自觉的生命要求。中国女性文化传统确乎与西方女性主义的要求差得太远太远。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学院派的研究者们将女性主义批评进行得轰轰烈烈时，文化主流和大众却反应淡漠，相当多的男性批评家对此不屑一顾，甚至误读与曲解，一些著名的女作家也持不合作或保留态度。种种迹象都显示着女性主义进入中国女性的精神世界时还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这将使中国女性主义者的努力面临着落空的危险。但这恰应该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努力的方向。 　　理论与实践的断裂。究其原因，理论与实践的断裂不容忽视。中国女性主义者在九十年代末期的步伐已基本上与世界潮流的发展保持同步,但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状况却令人遗憾地出现了金字塔型。最活跃的女性主义者大都是学外语的,或是留学归来的“海归派”。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