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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文学两个文本争论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关于女性文学的“两个文本”――“性别文本”与“政治文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争论的根源在于对“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两组概念的不同认识。而对“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批评”的界定应考虑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界的实际,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维度应当成为中国当前女性文学批评不容缺失的批评维度。 　　[关键词]女性文学;性别文本;政治文本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2-0121-04 　　王艳峰(1972―),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上海 200062) 　　 　　1997年,王侃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一文,文章首次提出了“两个文本”的说法。文章认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应包括两个文本:“性别文本”与“政治文本”。“两个文本”的提出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即认为当时的女性文学研究界存在着“批评的倾斜”――褒性别文本而贬政治文本的倾向。文章对当时研究界的几位主要女性学者刘思谦、王绯、刘慧英的主要论著和文章展开了批评,尤其以对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的批评最为激烈。文章认为:《言说》显然将女性文学的批评对象局限于性别文本中,并且以对丁玲(王侃认为丁玲是兼跨两个文本的女作家典型)的批评为例,认为:《“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有意地强化了两个文本的对峙,拉大了它们的距离”,因而喊出了“保卫丁玲”的口号。“两个文本”的说法出现后,尽管女性文学研究界也有一些学者作出了不同的反应①,但这场争论主要还是在刘思谦和王侃之间展开的。刘思谦在1998年第2期的《南方文坛》上发表了《女性#8226;妇女#8226;女性主义#8226;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对《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的回应,不同意王侃先生关于两个文本的分类,并作了自己的划分。王侃则在1998年第6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女性文学的内涵与视野》,在1999年第2期的《文艺研究》上发表了《概念#8226;方法#8226;个案――“女性文学”三题》等几篇论文,再次阐明了“两个文本”的观点。进入21世纪之后,刘思谦在与学生的研讨中又对“两个文本”的理论进行了反驳,认为它要“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纳入一个更大的所谓‘全球化’的政治权力斗争的视野,有用国家、民族、政治经验代替女性个人经验的嫌疑。”[1](P78) 　　 　　一、“两个文本”争论的焦点 　　 　　在争论已经平静一段时间后,冷静分析一下双方的观点,可以发现:王侃、刘思谦争论的焦点为:20世纪女性文学究竟是否划分为两个文本?如果可以,划分的维度是什么?如果不行,原因何在?王侃在《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中,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后指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包含着两个文本――性别文本(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话语的文学书写)与政治文本(对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讲述),前者以张爱玲为代表,后者以“莎菲”后的丁玲为代表。并明确指出:当时的女性文学研究存在着明显的重视性别文本而忽视政治文本的现象。而且,王侃进一步认为: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应当借鉴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性别视角与阶级与种族视角相整合的观点来展开对女性文本的批评,从而超越经典女性主义对两性差异的强调,同时,从性别/政治两个维度来关注女性文学的文本,在关注渲染性别意识的文学书写的同时把反帝、反封建的女性书写也纳入批评的视野。 　　刘思谦在《女性#8226;妇女#8226;女性主义#8226;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明确反对“性别文本”和“政治文本”的提法,她把王侃提出的“性别文本”和“政治文本”置换为“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从而轻而易举地把“政治文本”排除在女性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刘思谦首先从词源上辨析了“女性”与“妇女”不同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她将女性文学分为三类:一般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王侃文章的批判,主要指出后者所谓的“政治文本”是“女性文学”被主导意识形态同构或扭曲后而成为的“妇女文学”,偏离了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内涵;而“性别文本”所列举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话语”,而是“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和完善和女性的成长与解放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价值立场”,因而女性文学可以超越性别与政治而“具有长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2]。 　　双方的观点可以理解为:王侃认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存在着性别文本和政治文本两个文本,而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存在着张扬前者而贬低后者的现象;刘思谦不同意从性别和政治两分的角度来划分中国现代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