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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间借贷思考 　　【摘要】民间借贷由来已久，民间资本已成为中小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但近年来有关民间借贷的案件越来越多如吴英案，本文分析了民间借贷的概念、民间借贷危机频发的原因并提出了规范民间借贷的对策。 　　【关键词】民间借贷；非法集资 　　 　　轰动海内外的浙江东阳亿万富姐吴英案，从2009年至今3年半多未了，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吴英案的基本事实，是本色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吴英陆陆续续向11位亲朋好友借款7.7亿元，用于本色集团高速扩张，本色集团用高息民间借贷，高速发展产业，因成本高而孕育了较高的经营风险。该案涉及的法律，有民间借贷的民事法律，也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刑事法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统称“非法集资”。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从来没有泾渭分明过。在吴英案之前出过不少“集资诈骗罪”案件，案件的主角大多被判死刑，如温州的郑乐芬、江苏的邓斌等。事实证明，死刑并不能阻止“集资诈骗罪”案件的连续发生。因此，民间借贷还是非法集资，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和法律问题，处理起来应慎之又慎，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法律规定为准绳。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借款人、贷款人、政府机构、没有赢家的局面，不仅影响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稳定，而且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政府形象和司法权威。因此，笔者对我国民间借贷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一方将金钱出借给另一方，借款人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支付利息的民事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称为“民间借贷”。 　　二、我国民间借贷危机的原因 　　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自古就有。改革开放后，在东南沿海地区一度活跃。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受到国家严格管制。实践证明，新政策的推出，给民间借贷市场的勃兴注入了巨大动力。民间借贷走红网络经济就是一例典型。但是，2011年以来，一些地区接连发生民间借贷信用危机，出现了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冲击。笔者认为，当前民间借贷信用危机频发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行为的边界不清 　　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等特征，有些甚至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致使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活动充斥其间。而且，中国现行的民间借贷制度中关于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联系和区别没有清楚的边界。实务中对一些大型的民间借贷存在定性的争议，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案件逐年上升，而执结率逐年下降。如吴英案中吴英借钱的行为是民间借贷还是非法集资一直备受争议。 　　（二）民间借贷市场监管者的缺位 　　尽管在2005年国务院规定银监会负责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和取缔及相关的组织协调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工商总局、证监会、保监会等有关部门及非法集资行为发生地的地方政府，密切配合银监会开展有关工作①。但《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都没有规定对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管理职能，致使民间借贷市场监管者的缺位。正是因为监管者缺位导致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缺乏明确的管理者，也就难以对两者从法律角度进行界定。因而缺乏对民间融资特别是民间中介借贷和私募基金等机构融资行为的审批和监管制度，使得民间融资实际上处于无人监管的处境，导致民间借贷案件逐年增加。 　　（三）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滞后与法律保护的乏力 　　从根本上说，民间借贷具有正当性，源自《宪法》中有关公民合法财产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定。但现有规定中，有关民间借贷法律规定零散且模糊，如《民法通则》，只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对此并无具体的解释性条款。《合同法》虽有借款合同一章，并没有对借款双方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且合同的形式有很大的随意性。《物权法》和《担保法》确立了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规则，债权人可以选择设定保证、抵押、质押、留置以及定金等担保方式，但对担保公司的规定却没有。《刑法》主要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打击非法集资等关联犯罪，但在打击高利贷行为方面却力不从心。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旨在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实践中成为认定企业民间借贷行为合法与否的最主要依据。此外，还有最高法院的一些司法解释和批复，及地方法院关于当地民间借贷案件审理的指导意见。从这些规定看出民间借贷法律规则的零散和不协调，模糊了实务中处理相关纠纷案件时的合法性标准，凸显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的制度性风险。 　　三、规范我国民间借贷的对策 　　（一）明确界定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标准 　　“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