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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基础教育新体育课程改革三个基本问题反思 　　始于2001年实施的我国基础教育新体育课程改革已历时6年,6年来，新课改取得的成就固然令人欣慰，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而《课程标准》本身的推行也遇到了一定困难[1]。这些问题和困难直接制约和影响着体育课程改革的深化，值得反思。目前在“新课标”即将修订之际，慎思新体育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正视其困难，则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本文以下就新体育课程改革中存在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以期为新课标的修订和新体育课程改革的深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关于新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 　　 　　课程的改革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牵引，必须将其改革建立在经得起实践检验理论基础之上。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虽有其相应的课程设计理论基础，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课程理论的研究曾一度中断，近20年来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毕竟在课程设计的研究方面依然存在着理论程度不高、指导实践乏力、重引进轻继承吸收、研究主体单一、视野狭窄以及研究滞后于课程改革实践的需要等问题[2] 。 　　客观地讲，我们在体育课程的理论研究方面更为薄弱，而基础教育新体育课程改革就是在我国体育课程理论还比较薄弱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研制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但这种创新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课程设计的根基有多深？在理论上的准备是否充分？其设计是否经过了比较充分的论证？涉及本次课程改革设计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体育课程的本质是什么？其课程设计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其课程编制的基本原理是否科学？体育课程和体育与健康课程在本质上有无区别？是否只是称谓上的变化？两者在课程设计上遵循的课程构建原理是否相同？体育课程与一般文化科学课程在编制原理上有何异同？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突出健康目标的课程”应该按照什么逻辑设计？按照运动和健康两条主线设计课程在逻辑或原理上是否成立？我们的课程设计是否具有哲学、社会学、教育学、体育学意义上的深入思考？……这诸多问题我们是否已经研究清楚？这确实值得深思。 　　对这次新体育课程改革，广大体育教师充满了期待，而实验伊始，一线教师更是热情投入，积极努力探索，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教改成果。但随着实验的不断深入，一些问题也接二连三地显露了出来，出现了诸如“淡化运动技能教学”[3] 、“赶时髦，搞形式主义” [4]、“体育教学虚无化”[5]等倾向。更令人难堪地是，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体育教师竟然不知道怎么上体育课了[6]；“扁担南瓜进课堂”、“体育课像演活报剧一样”、“模拟劳动的体育课”[7]等怪异的体育课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新体育课的观摩示范给人以内涵不深、做秀表演之嫌……随之而来的争论也越来越多，我们甚至还不得不讨论体育课程“应不应该教运动技术”这类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课程改革实践层面出现的问题必然和其指导改革的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课程的改革在理论上准备不足，势必会影响其改革的进程[8]。 　　 　　二、关于新体育课程改革的现实基础 　　 　　任何课程的改革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必须以其现实条件为依据，如果脱离了这一基本前提，其课程改革必然深受制约。本次课改的主要理论支柱“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后现代西方的泊来品。国外先进理论的价值本无可否认，但它有其特定的适用情境，是否可以直接移植，则需要考虑其文化背景与我国教育情景的差异，仔细甄别和加以筛选。西方的课程理念毕竟与我国课改的实施环境有不小的距离[9]。回顾我国和世界体育课程的发展历史表明,体育课程的发展具有世界性与民族性并存的特点。但体育课程的世界性并没有出现国际贸易、经济活动中的“同国际接轨”的现象。恰恰相反, 其世界性带来的却是各国体育课程民族性趋势的加强。而这种民族性则是各国在建立适合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体育课程方面所做的努力[10]。因此，我们的体育课程改革固然要面向世界，学习和吸收世界发达国家学校体育发展的先进经验。但同时更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毕竟与业已步入后现代文明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们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尚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且我们更是一个人口多、优质教育资源紧缺的大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学校体育的整体硬件条件还比较薄弱，体育师资的水平良莠不齐……在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条件下，简单的“拿来主义”恐难成功。因此，“拿来主义”必须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基础之上，必须使拿来的东西“本土化”，否则必然“水土不服”，脱离实际。 　　在高中阶段实行选项课教学，应是当前体育课程改革的一个亮点，其方向也是对的。但鉴于目前我国多数学校较为紧缺的体育硬件和体育师资的专业素养，又有多少学校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选项教学呢？有调查研究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