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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水权交易机制思考
对我国水权交易机制思考
〔摘要〕 我国的水权交易包括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区域水权交易、政府与企业间的水权交易和政府主导的产业间水权转换,在这三类水权交易中,出现了水权交易当事人、第三人以及社会利益受损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水权交易主体对水权性质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误解了水资源所有权的性质。水资源所有权作为自然资源所有权,具有宪法上所有权和民法上所有权的双重性质。现实中政府对水资源所有权“私权性”重?有余,对公权性认识不足,是导致政府水权交易中出现过度逐利行为的重要原因。不妨换一种思路,政府只负责制定规制手段,以第三者的身份监督和保障水权交易的进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交易交给真正的民事主体,即国有公司。
〔关键词〕 水权交易;区域水权交易;自然资源所有权双重性
〔中图分类号〕DF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5-0096-07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量为222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同时,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水权交易是解决水资源紧缺和分布不均的重要方式之一。目前,我国的水权交易已呈星火燎原之势燃遍全国,但是,水权交易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水权交易主体为谁更合适、水权性质为何等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急需学者深入研究。
一、水权交易的理论探讨
在水权交易主体上,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政府应以民事主体身份参与水权交易,但是,交易主体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具体参与者是水利行政部门还是流域管理机构等问题上,存有争议。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反对政府出任交易主体。也有学者主张水权交易第三方也应是交易主体之一,但是,对于第三方包括哪些人,尚无定论。张义佼(2010)认为,水权交易的主体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主体包括政府、流域管理机构、企业、个人,广义的主体则还包括第三方利益相关者。〔1〕
在水权界定上,学者的研究路径有二:公法视角和私法视角。公法视角认为水权是一种管理权,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持私法视角的学者把水权总结为“一权说”、“二权说”、“多权说”。“一权说”认为水权是指水资源的使用权。“二权说”认为水权包括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多权说”认为,水权是与水资源有关的各种权利的集合体,是一个权利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中包括哪些权利,权利的排序是什么,目前尚无定论。
目前,持公法视角的学者大多以自然资源群体为研究对象,尚没有细化分析到水资源。从水资源所有权的公权性出发来研究水权交易的更是稀少。因此,对水权交易的指导性可忽略不计。持私法视角的学者论争纷纷,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对现实生活中的水权交易也不具有明确的指导性。由此导致现实生活中水权交易出现了很多问题与矛盾。
二、水权交易类型
通过对我国的水权交易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我国的水权交易包括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区域水权交易、政府与企业间的水权交易和政府主导的产业间水权转换三大类。水利部在2016年的《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里,将水权交易分为区域水权交易、取水权交易、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三大类型。但此种分类缺少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水权交易,故笔者重新分类。
(一)政府间的区域水权交易
区域水权交易是指,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单位为主体,以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江河水量分配指标范围内结余水量为标的,在位于同一流域或者位于不同流域但具备调水条件的行政区域之间开展的水权交易。参见《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第1款。简单地说,区域水权交易就是指流域内或跨流域的水权交易。交易双方主体是地方政府或其授权的部门和单位。交易标的是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江河水量分配指标范围内结余水量。
目前,区域水权交易以浙江东阳与义乌的水权交易为代表。这是我国首例区域水权交易。从流域看,东阳和义乌是流域之内的上下游关系。从行政区划看,东阳市和义乌市都是属于浙江省金华市的县级市,二者是水权交易的主体。水权交易是一个双方民事合同行为。东阳―义乌的水权交易主体是东阳市政府和义乌市政府,交易的客体是“每年4999.9万立方米水的使用权”,交易的标的物是“每年4999.9万立方米水”,交易金额为2亿元,为东阳市政府财政收入,义乌市政府则从其财政中支出。有学者认为,这证明了市场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上的有效作用,标志着我国水权市场的正式诞生。〔2〕
(二)政府与企业间的水权交易
政府与企业间的水权交易是指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单位为主体和企业之间就水资源的使用权所发生的交易。此类交易以浙江省永嘉县楠溪江的“中国第一包江案”为代表。1998年11月,为了保护楠溪江的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永嘉县农业局将县境内沙头镇沙头潮际码头以上,海拔200米以下,达3.5万亩的楠溪江渔业水域以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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