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捕捉历史的痕迹.docVIP

照相捕捉历史的痕迹 　　从黑白照片到彩色摄影,从胶片相机到数码相机,从昂贵的胶片到想拍多少张就拍多少张的数码相机,60年来,摄影技术经历了巨变。个人在经历摄影技术变化的同时,也见证了照相对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深刻影响。 　　 　　2009年的夏天,胡锤担任着北京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的主任。再过几年,他将从这个位置上退休。胡锤说:“搞了一辈子的摄影,希望退休后能安安静静地拍照。”他说的一辈子摄影,是指他从10来岁就开始学习摄影,日后的工作一直和摄影打交道,为故宫拍摄影像资料。 　　胡锤经历了摄影从银盐到数码的技术趋势变化,也见证了这些年摄影的变化,尤其是对个人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自己“捣鼓” 　　 　　时光回到40多年前,胡锤和当时的大多数青年一样,上山下乡去了东北农场。在那里,胡锤第一次接触了摄影。“没有电、也没有娱乐活动,摄影作为一个爱好自然而然地被培养起来。” 　　当时爱好摄影的人很多,但胶卷很贵,胡锤没钱买正品胶卷,只好买一些电影胶片头,自己缠到反复利用的暗盒里。当时买到废弃胶片头不算困难, 几角钱一米胶片头,一两块钱一大包处理相纸,一次买上一包,足够装进暗盒里供十数次使用了。胡锤和那些年轻的爱好者们靠看书自学摄影知识。他们买来各种化学药品配制显、定影液,没有天平,就用筷子和塑料玩具小碗做成小戥子,自己动手冲洗黑白胶卷。这些青年从书中得知,胶片拍摄后不冲洗潜影会衰退,因此在农村条件再差也要想办法先将胶卷冲出来。他们只能在干完农活,天色完全黑透后才能去冲洗,捣鼓一晚上冲洗一卷胶卷。胡锤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们跑到好几公里外,在简陋的土地实验室里冲胶卷,没有自来水,要事先打好几桶井水;天太凉还要找柴火稍稍加点热才行; 没有安全灯,就用手电蒙上暗绿色的胶片。 　　照相成为胡锤的业余爱好,镜头对准的都是身边的知青生活,如此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他返城。当时已经可以找到彩色的电影片头,但是彩色胶卷还不能自己冲洗,只好把胶卷装进一个小铝饭盒里,里面装上钱,写上地址,邮寄给北京惟一一家能冲洗彩色胶卷的友谊照相馆,再等它们邮寄回来。当时冲一卷彩色胶卷的价格是两元,而当时当农工的工资是干一天活挣1.25元。“比起插队的同学们好多了”胡锤笑着回忆说。 　　胡锤当时使用的相机是一台海鸥205相机。此款相机是上海照相机二厂以柯尼卡相机为蓝本仿制的相机,全金属机身、全机械结构,曾在中国销量风行一时,直到现在还有人以收藏此系列相机为乐。胡锤说,当时那款可是家里花了100多元买的,算是大奢侈品了。有时不小心相机磕了碰了,发生故障全都是自己动手修,自己动手调节双影对焦装置、凭着经验调整快门速度等等。他还动手做过放大机、电子闪光灯等摄影器材。 　　胡锤说:“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家照相就是一件大事。拍一张证件照都要穿戴整齐干净,全家合影更是不得了的大事,要排队去照相馆拍照。当时也只能拍黑白的,照片的彩色多是人工手涂上的。 　　 　　数字化体验 　　 　　胡锤返城之后,先是在工厂上班。正由于他始终保持的摄影爱好,1978年终于进入故宫,开始了专业摄影的道路,专攻文物摄影。 　　从135小机器转到大画幅相机,胡锤很快适应了这种变化。当时,故宫博物院的摄影设备也很差,一台用自来水管焊接的机架,用重锤当配重,使用12寸散页片的木盒相机是故宫专业摄影师的专业设备。这台相机连快门也没有,拍照时全靠看着手表数数,摘镜头盖来控制曝光量。胡锤回忆说:“刚改革开放时,很多外国人到故宫来拍照,出版介绍故宫的刊物,我们就给这些外国摄影师当小工,希望能收些劳务费换点好器材。用这样的方法,终于换来了故宫博物院第一台玛米亚相机。1981年,故宫博物院与美国出版商合作,出版了一本英文版介绍故宫博物院的大型画册。 　　此后胡锤坚持以4X5为主的大画幅摄影。当时,胡锤一年要完成一万多张底片的拍摄任务。黑白照片都是自己冲洗,彩色胶片只能交给专业机构冲洗。胡锤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器材和底片越来越专业,为了追求文物影像色彩的精确还原,故宫博物院的条件也不可能冲洗彩色照片,只能交给当时国内最专业的中国图片社去冲洗。 　　1998年故宫博物院在原来摄影室的基础上组建了资料信息中心,胡锤出任资料信息中心的负责人。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码相机开始普及,数字影像和专业影像系统开始在各个行业得以应用。胡锤说:“故宫摄影人一直在关注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但我们并不是最早购买数码相机的。” 　　1992年,胡锤去美国考察,看到了柯达刚刚研发的Photo-CD图形工作站。他认为这套影像系统极具价值,经过几番游说,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领导亲自过问下,终于在1997年引进了这套系统,当时的价格是170万元。这是故宫摄影走上数字化的开端。 　　直到2003年,故宫才正式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