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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国内对恭亲王奕研究综述 　　【摘 要】恭亲王奕?是近代中国一位对中国政局影响力较大的人物，他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第6子，于1850年受封亲王，于辛酉政变之后开始了其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国内的研究往往以挖掘清代史料中的关于其的只字片语为基础进行研究。本文围绕着其发起洋务运动这一方面研究入手，梳理各方观点，并且对各种褒贬不一的观点进行总结，试图勾勒出一个真实客观的奕?。 　　【关键词】建国以来；奕?；洋务运动 　　恭亲王奕?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位极其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但是作为一名发动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却长期被忽视，关于洋务运动的研究，国内学者往往围绕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展开探讨，或者将重点放于洋务运动的性质与内容的研究，甚少去重视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奕?。事实上，在洋务运动中，奕?的功劳是巨大的，在洋务运动早期的影响又是深刻的。同时，在清政府不断被推到国际关系事务的风口浪尖，总理衙门的作用越来越大，王立诚于1991年5月出版的《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指出，“到了1861年的辛酉政变之后，奕?成为议政王兼首席军机大臣，主持朝政，他在总署亲信也纷纷进入军机处。总理衙门和军机处便成为人事上几乎重合的机构，奕?同为这两个机构的主持人，使总理衙门的实际地位大为提高，有权力领导当时兴起的洋务事务。”[1]从一个侧面观察，总理衙门的地位提升，是与奕?执掌大权有密切关系。同时又是随着奕?的地位呈波浪势起伏。“总理衙门的地位依然是不稳定的，因为这种地位是它的主持人奕?带给它的，既可以随其地位的上升而上升，也可以随其跌落而跌倒，所以在随后奕?和慈禧的权力角逐中，它就不免遭到池鱼之灾，而就其自身而言，它一直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是个公认的‘受谤之地’，没有稳固地社会基础。”[2]作为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洋务的首领，他为中国近代工业创立和中国教育进步作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了新局面。然而他却一直命运坎坷，早期支持西太后北京政变，得到了委以重任的报答，可在随即而至的由于西太后的猜忌与打击，后期在其政治生涯中就变得浮浮沉沉、意志消沉、无所建树。 　　国内对奕?的研究较少涉及，其中研究动向主要集中于这样的趋势：集中研究洋务运动同时从另一个侧面评价了奕?的影响。 　　奕?在洋务运动中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辛酉政变中的成功，为他在之后可以放手处理实际政务、向西方学习、开展“自强运动”构建了政治保证。国内关于奕?与洋务运动关系也是涉及甚少，偶有论之，也是集中于开展洋务达到强大兵力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以自强来御侮。 　　一、自强御侮观点 　　萧功秦在《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中指出：“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在于，虽然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并没有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自觉意识，他们的直接目的是通过防务领域效仿西方各国的‘长技’来避免列强加之于中国的危机，以恢复中国的原有的长治久安。”[3]这是一种认为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主张洋务运动的目的更多是是打着“自强”和“求富”的旗号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腐朽的封建统治。翟国璋在《论洋务运动的兴起》中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的思想主张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建议未被重视，大多数人对西方及世界形势的变化知之甚少，因循守旧的痼疾制约着人们思考和观察现实，社会尚没有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紧迫感，直到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中国面临强烈的震动，人们――主要是我有实权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的观念，才有所改变，学习西方、增强防务已迫在眉睫。”[4]王尔敏在《晚清政治思想史论》中论述到“洋务运动在内的要求和期望都是求富求强，所以其反面的意义也就是自强运动。此种‘自强’运动，无论其形式手段和内容，多半以学习西方列强为宗旨，也就是采取西方国家的致富的道路，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西化的倾向，内在的反省在求富强。外在的行动则是要追击西方列强。”[5]纵观之下，以上这些观点一致认为洋务运动的发生都是形势所迫下，实权掌握者对严峻深刻的局势做出反应，包括奕?在内，都一致认为要解决危机的惟一出路就是学习西方的长技，去搞洋务。 　　二、镇压起义 　　另有学者认为以奕?为首的洋务派倡导洋务的目的在于通过洋务强兵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这种观点认为清朝议政王奕?为首的洋务派所进行的洋务运动，是在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发生与发展起来的，他们打出的旗号“自强”和“求富”只不过是维护和巩固清政府极端反动与腐败的封建统治。有学者分析《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中奕?、桂良、文祥的谈话，“臣等就今日之事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持，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