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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立则善人多论清代乡村塾师教化实践 　　摘要： 　　清代的乡村塾师虽然大部分属于底层士人，但是仍然具有士人那种以国家意识形态或者儒家意识形态重塑乡民的精神世界与重构当地礼仪习俗的情怀。他们通过教育化俗、乡言化俗、礼仪化俗、惩恶扬善等方面的教化实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化民成俗的作用。教育化俗，是乡村塾师推广教化的基点；乡言化俗的方式，深入当地乡民的日常生活，浅白易懂，利于不同层次受众的接受；礼仪化俗则实现了其对于乡土礼仪风俗从言论到实践的重构；惩恶扬善是乡村塾师教化实践的核心部分，具有遏制劣行，使人心向善的效果。 　　关键词：清代；乡村塾师；教化；师道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4）01-0148-06 　　关于明清时期塾师在乡村社会中积极的教化作用，本人曾经从其参与国家教化组织，撰写通俗的诗歌、戏曲、族谱、碑文，孝敬父母，遵守礼制，救助弱势群体等方面做过初步的探讨。[1]随着研究的深入，本人发现乡村塾师的教化实践活动远非如此，还有更具说服力与特色的实践内容值得我们去关注与研究。本文试图从清代乡村塾师的教育化俗、乡言化俗、礼仪化俗、惩恶扬善等方面展开论述，探求其以国家意识形态重新构建乡民精神世界及风俗习惯的过程。 　　一、教育化俗 　　《周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2]一些清代官吏与学者特别强调蒙养教育对于教化的积极作用。清初任官广东的汤来贺在《孙六言歌序》中写道：“兹承乏岭表，思以教化先政刑，因取《六言歌》旧本删订，攒续数十首以补其所未备，与《养蒙图说》并梓以训童蒙。倘塾师留意于风化，日讲明而不倦，使斯民童而习焉，积久而扩充焉，以正其情，以复其性，庶几风移俗易，咸遵六谕以成孝友?A睦之风。戢干戈而??弓矢，兴礼乐而致太平，于斯民有厚望焉。”[3]嘉道年间湖南人严如?秩衔?：“欲正教之兴，则必使城镇村落之间多读书务正之人。查习教徒众，西北为盛。南方州县应试童生，常二三千人。西北则著名州县应试童生，或止数十名百名，则读书之人寥寥可知。读书明理之人少，无怪邪教之得以蛊惑愚民也……村落中有一二明理之童生，即可少数十户吃教之愚民。”[4]可见读书明理对于乡民风化的重要性。同时期的陶澍也在《〈阴骘文引蒙〉序》中说：“许君石华以丁生绍中所注《阴?\文》见示。其书不征事迹，语简而明，为童孺所能解，意欲塾师于讲授经义之前授以此篇。俾童蒙先入为主，终身受益。置之乡塾中为《小学》之辅，将见口诵躬行。蒙养正则善人多。斯亦化民成俗之一助也。”[5]可见，治理地方的官吏与留意风教的士大夫均将蒙养教育看做是化民成俗的重要手段之一。 　　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曰：“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6]这种思想对清代乡村塾师自身的教化觉悟影响至深，成为其教学实践的有效指南。将教化思想融入教学，革新教学内容，是塾师们化民成俗的有效方式之一。如乾隆时秀水人徐侣郊馆珠溪，“教子弟一以《小学》为宗，风俗为之一变。”[7]又如无锡人余治（1809～1874），“其为教虽初学童蒙，必日与讲孝子悌弟，及善恶果报故事一二条。谓‘师道立则善人多’”[8]。 　　在清代的乡村社会，一些塾师还利用自己“师”的身份、社会威望与其掌握的文化权力、文化资源积极主动地展开教化，以化民成俗，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嘉庆九年副榜贡生番禺人黄位清，“家居授徒”。“昔时里中老儒如君者凡十余辈，皆醇朴方谨。贫者惟授徒自给，不肯妄有所取。所学深浅不同，而必勤恳自力，讲诵不辍，乡俗咸敬重之。此其人虽不用于世，而有益于士习民风者不少。”[9]嘉道时人程步蟾，“授徒四十余年，不离屋之旁舍”。邑巨室恒聘以重币，皆坚辞不往。人问是何原因，其曰：“世所谓师者，特师之云尔，未必果从其言也。今吾里读书者皆信吾、师吾，惟吾言是从。其不读书者闻吾言而悦信之，从之，亦即师吾者也。凡不子不弟者，吾将孝友之；乔桀卓鸷者，吾将驯柔之；贪者，吾廉之；奢靡者，吾素朴之，使吾一里之俗小变于前，吾心安矣。不犹愈于不家食者邪？”[10]可以看出，作为乡里塾师，不管是黄位清还是程步蟾，都在当地获得了乡民的信赖，有一定的社会威信，掌握着一定的文化权利，成为其教化乡里的有力保证。同时，他们出于士人的使命感与对乡里的热爱之情，不仅将教化乡里看做是应尽之责任，还将其视为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途径。又如道咸时昭文人（分常熟置）孙宝书，“会遭粤贼之乱，县城陷焉。侍朗夫公避寇于南通州之乡，父子皆以授徒?b口，饔?几不给，而不妄受人一钱一粟。来学者亦皆窭人子。朗夫公曰：‘今日多一读书之子弟，他日即少一失业之游民，天下之乱其少弭乎？若较量修脯，则贫民子弟废学者必多。多一废学之子弟，即多一失业之游民矣。’乃与其乡之父老，约有来学者，修脯之多寡有无，均不问。乡人感其意，争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