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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改革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剖析，从人力资本产权、劳动力流动与劳动竞争三个维度勾勒出了市场化影响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逻辑链条，并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中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与1997-2014年中国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给出了市场化影响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经验证据。在微观上，人力资本外部效应显著地受到市场化水平的约束，市场化水平较高城市的人力资本工资溢价显著高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城市。在宏观上，省级地区人力资本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外部性影响存在着基于市场化水平的门槛效应，当地区市场化指数高于562时，人力资本的技术溢出效应将显著增强。 　　关键词：市场化；人力资本；外部性；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7 　　一、提出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Schultz系统地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以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就一再被理论界所强调。Lucas进一步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划分为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两个方面，并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刻画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的经济增长[1]。应该承认，Lucas的内生增长模型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轨迹是有解释能力的，但是，如果把这一理论模型应用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其适用性则将遭遇严重的挑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多数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虽然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大致相同的人力资本水平，但是“二战”以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及经济效率却都远逊色于西方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悖离了Lucas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预期。 　　无独有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也面对着类似的困惑。虽然，一系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个人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外部效应[2-4]，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如颜鹏飞[5]利用1978-200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抑制作用。Liu[6]利用1988年CHIPS数据得到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回报在大部分估计模型中并不显著。如果具体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那么这种理论预期与经验观察间的冲突则更加显而易见。杜两省、刘发跃[7]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物质资本投资效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杜伟[8]的实证研究表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显著的。很显然，这些普遍存在的甚至带有某种规律性的经验研究差异，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测量误差或某些随机性的影响因素，而需要得到更加深刻和具有一般性的解释。 　　Acemoglu[9]有关制度、人力?Y本与经济增长的思想为解开以上困惑提供了一条非常有益的线索，他以一种线性递进的关系向我们展示和讨论了制度、人力资本及与经济增长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形式，即制度是基础，好的制度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么按照这一逻辑，并结合我们在中国人力资本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惑，则可以针对制度与人力资本提出以下两个问题：（1）作为一项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市场机制是否显著影响着中国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形成？（2）市场化进程的差异是否可以解释中国不同时间以及不同地区间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巨大差异？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和探索，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并帮助其以更加接近真实的视角来刻画现实的经济世界。因此，本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给出我们的经验性证据。 　　二、Lucas的局限：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市场化约束 　　Lucas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来源于劳动者在正式或非正式互动中产生的思想交流、模仿及“干中学”。但Lucas模型中对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假设无疑十分粗简，他利用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观测指标，其暗含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意义是，随着社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将自动得以形成和实现。如果说这一理论假设在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还勉强讲得通的话，那么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这一假设则显然是欠妥的。事实上，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形成不可能是天然完成的，必须依赖于制度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市场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以下，我们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的实践来阐述市场化影响人力资本外部性形成的内在逻辑。 　　（一）人力资本产权与人力资本外部性 　　一个明晰、完整的人力资本产权束（包括产权权能、产权权益与产权权责）为人力资本载体以人力资本价值增值为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