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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撤县设市后经济社会发展思考 　　撤县设市后的挑战 　　――经济结构单一，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康定市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于投资拉动，水电开发占投资总额的89.5%，属于典型的资源开发型经济。加之主导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工业经济对GDP贡献率仅为35.8%（欠发达地区为20%-40%，中等发达地区40%-60%，发达地区为60%以上）。随着大渡河三级大型水电站投资接近尾声，已进入水电开发后期和固投回落期，对经济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发展方式不当、发展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巨大。 　　――公共服务滞后，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艰巨。当前，康定在统筹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仍然显得力量单薄、力度不够，目前仍有1个无电乡（吉居乡），21个村用电困难，4个村未实施人口安全饮水工程、10%的村用水困难、40%的村人口安全饮水工程亟须提质增效，26个村群众就医困难，58个村地面数字无线还未覆盖，贫困村数量59个，占全市近1/5，城镇供排水系统亟须改造升级，城乡群众“六难”问题仍较突出。 　　――维稳形势严峻，主动创稳任重道远。由于康定特殊位置和政治影响，维稳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境内藏传佛教五大教派齐全，寺庙30座僧侣2085名，宗教氛围浓厚，影响根深蒂固；资源开发、城市拆迁、移民安置和宗教事务等各类矛盾纠纷隐患突出、累旧聚新；常年流动人口仅城区近3万人，全市治安和刑事案件发案率占全州1/3以上，而康定的警力只占全州警力1/20左右，发案多、警力少、任务重，维护稳定的压力和社会防控的风险更甚从前，主动创稳任重而道远。 　　――基层党建薄弱，农牧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好。基层农牧区党员队伍老龄化现象严重，55岁以上的老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3左右；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初中以下学历的占农村党员总数的91.1%。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滞后，仍有21个村无村级活动室，有156个村级活动室没有配套设施设备，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基层村“两委”干部的作用发挥不好，近三年调整和撤换不合格、不称职、不作为的村组干部达39名，严峻紧迫的现实现状更加需要从严从实抓好基层党建。 　　全新的战略定位 　　――全国藏区旅游文化产业示范市。作为拥有世界级名片“康定情歌”、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莲花湖国家级森林公园和野牛沟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汇聚于康定，是川西旅游环线重要组成部分、环贡嘎山两小时旅游经济圈和“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核心区，是中国推向世界的自然生态及康巴藏族文化旅游首选目的地，神奇壮美、瑰丽多姿的自然生态景观，底蕴深厚、特色浓郁的民族民俗文化，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旅游文化产业，都为我们创建全国藏区旅游文化产业示范市奠定坚实基础、提供优质平台。 　　――全国藏区新型城镇化样板市。目前，从三大藏区的城市分布来看，卫藏地区以拉萨为中心，辐射青藏高原西部和北部；安多藏区主要以西宁为中心，辐射青藏高原东北部；康巴藏区主要以昌都和康定为中心，辐射青藏高原东南部。全国藏区有9个县撤县设市，康巴藏区只有康定获准设市，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县级市，以及四川藏区首个县级市，实施“一城三区多点”的城镇布局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给民族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实证范例，也让创建全国藏区新型城镇化样板市成为最现实的选择。 　　――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藏学与敦煌学、徽州学并列为中国三大区域显学，深深影响和渗透到藏区特别是藏民族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全国藏区中西藏拉萨、日喀则、江孜和青海同仁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除拉萨、日喀则两个地级市外，康定的县建制比西藏江孜早46年，比青海同仁早12年，曾作为民国时期西康省会所在地，上世纪初与上海、武汉并称“三大商埠”；英、法等国先后在康定设立领事机构，是藏区最早促进民族开放、交流的城市，开创了引进使用水电、制革、矿冶等现代技术的先河。同时，这里有独具魅力的最康巴文化旅游资源，有“蓝色星球最后净土”的大美景象，厚重的历史文化，辉煌的康定记忆，也进一步坚定了全市上下创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共识。 　　“四个全面”指导发展 　　设市后的康定应进一步以深入推进“四个全面”为指导，紧紧抓住撤县设市、灾后重建及雅康高速、川藏铁路开工建设的有利契机，牢牢把握“调结构、促转型、稳增长”的经济新常态，统筹推进“四化联动”、灾后重建、民生改善、依法治市和从严治党，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实干兴业，努力实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新突破。 　　――以全域旅游统揽“四化联动”，始终保持专注发展的定力。坚持旅游全域化为重点，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业特色化和农牧业现代化。加快实施“十大工程”，切实打造以康定城和新都桥、贡嘎山、塔公、雅拉旅游卫星集镇的“一城四镇”为中心，辐射环贡嘎旅游圈及康定主题、生态观光、草原风光、民俗体验、摄影天堂游览线路的“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