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在清代诗经研究史上地位及影响.docVIP

崔述在清代诗经研究史上地位及影响 　　清王朝建立以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开科取士，举博学鸿儒，开《明史》馆，用以笼络天下士子。同时又大兴文字狱，残酷镇压，威慑在文化上对清廷稍有不满之人，开四库馆，征收天下之书，以清廷利益为标准，对其进行大规模删汰。这一系列政策，迫使学者潜心于故纸堆中，切实地做了唐宋元明诸儒所不曾想的学术基础工作，使文化学术达到了鼎盛。整个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间，各个学派的各种学术思潮登上论坛，《诗经》研究，名家辈出，著述如林。崔述是乾、嘉时期著名的辨伪学家，他一生勤于著作，在清代古史辨伪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他生活的时代，并没有受到时人的重视。后人对崔述的系统研究始于近代日本著名学者那珂通世，后引起了我国著名学者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关注，之后，陆续又有不少中外学者对崔述及其著述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崔述在史学研究上的真知酌见给予了高度评价，崔述治《诗》的主要著作是《读风偶识》，在清代《诗经》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研究《诗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清代《诗经》研究概述 　　 　　清代《诗经》研究发展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相当于顺、康时期，《诗》学呈现出汉、宋兼采的局面，论者在著作中引据前人的说解，往往汉学、宋学兼而及之，多数稍偏于汉。整个学术状况是部分人完全固守朱《传》，部分人则完全遵循《毛传》等古训。完全固守朱《传》者，都是一些只为举业而修习的士子或俗儒，他们人数最多也最普通，但没有多少著述留存下来；完全遵守古义的在这一时期廖廖无几。杂采汉宋的著作则多不胜举。其中钱澄之、贺贻孙、阎若璩、严虞惊、姜炳璋、顾镇、朱鹤龄、陈启源诸家的《诗》学著作，很有代表性。 　　中期，相当于乾嘉时期，此时宋学式微，学者讲求实证，为汉学大兴时期，这一时期治学方法缜密、科学，文字训诂精到，《诗经》汉学系统大显于天下。当时派系林立，最主要的有吴派、皖派、杨州派、常州派等。 　　吴派的学风有两个特点：一是好博而尊闻。二是不议理。代表作品有惠栋《毛诗古义》；洪亮吉《毛诗天文考》、徐鼎《毛诗名物图说》等，他们在当时深受皇帝的大力支持。 　　皖派注重对经典的文字音韵和训诂进行考证，来证疏经传，阐述经义。代表作品有戴震的《毛郑诗考记》、段玉裁的《毛诗故训传》和王念孙的《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等。 　　常州派创始人是庄存与，著有《毛诗说》，专守《序》、《传》。 　　扬州派利用金石资料以扩大考订的深度与广度，使治学方法更加全面科学，在目的上则以为训诂是为阐述义理服务的。其主要人物是焦循、阮元。 　　清代后期，相当于道光以后至清朝灭亡。这一时期今文学兴盛，占《诗经》学的主流。比较有影响的有龚自珍、魏源、王先谦等人。 　　纵观整个清代《诗》学研究，又基本上可分为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两大派系。古文学派代表作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录》、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今文学派有陈乔纵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的《三家义集疏》。 　　 　　第二、崔述所属的独立思考派在清代《诗经》研究史上的地位 　　 　　生在不同时期的姚际恒、崔述和方玉润能摒弃门户之见，独立思考而治《诗》，洪湛侯把他们归为“思辨学派”，张启诚先生把他们归为“反对复古的独立派”；夏传才先生把他们归为“超出各派之争的‘独立思考’派”。可见尽管他们治《诗》的侧重点不同，但在学术思想上和治《诗》方法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安徽休宁人，长期寓居浙江仁和，博览群书，潜心百家，年五十始作《九经通论》，历十四载至康熙四十四年成书，《诗经通论》为其中的一种。《诗经通论》十八卷，《小雅》四卷，《大雅》三卷，《周颂》二卷，《鲁颂》、《商颂》一卷。又卷前有《诗经论旨》、《诗韵谱》两篇。《诗经论旨》阐发赋、比、兴之说，论列自汉至明诸《诗》，论述《诗》韵等，为姚氏治《诗》的大纲。《诗韵谱》是根据平水韵韵部，将《诗经》的押韵情况分为本韵、通韵、叶韵三种类型。《诗经通论》正文的内容，除《诗经》经文外，包括注韵类，标赋、比、兴，加评语，文字训诂，以及诗旨分析。前三种都是夹注，后二种置于诗后，《毛诗序》废弃不用。姚际恒以“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的原则解《诗》，在《诗》学领域吹进了一阵清新的风。其实他的治《诗》原则同朱熹的治《诗》原则，在方法论上是没有多大差异的，所以他们都能对前人的成说提出质疑，都能建立自己的新说。 　　姚际恒《诗经通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摆脱汉、宋门户之见，就诗论诗的独立精神。在以复兴汉学为特点的整个清代《诗》学中，具有这种精神的只不过姚际恒、方玉润、崔述等少数几个学者，而姚氏为其首。他抨击《诗集传》虽不无偏激之处，但在清初学术界，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