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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散文中文化抗战思想探析 　　摘要：张承志的文化抵抗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本文立足于对张承志散文作品的分析，探讨了“新殖民主义”时代中的张承志抵抗思想的内在动因及其限度。 　　关键词：张承志；文化抵抗；文化侵略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4―138―02 　　 　　张承志在散文《无援的思想》中提出“今天需要抗战文学”的创作需求。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以笔为旗》、《谁是胜者》等散文集，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抗战文学”主张。在《错开的花》自序中，他提出了他的“抗战宣言”：“严峻的时代临近了，列强们又一次在谋算。我们无力，我们只有背后的黄土高原，以及手中的一支笔。那么，至少应当有文化的抵抗。” 　　 　　一、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响 　　 　　文化领域里，“冲突”一般被称为“文化阻抗”（Cultural Resistance）。两种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本身就隐含着文化摩擦力的存在。在双向互动过程中，一种民族文化总会要对另一种民族文化采取抵制的态度。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甚至认为：“文明间的断裂带目前正取代冷战中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边界，成为危机和流血的冲突地点。”[1]此后一段时间乃至目前，“文化冲突”或者说“文明冲突”乃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当下现实话题。尽管亨廷顿的分析有“危言”之嫌，但作为一家之说也并非故弄玄虚。因为不同的民族文化抚育了不同的民族心理和精神气质。我们所说的民族个性，实则文化个性，是民族文化所赋予的独特的思想、感情及行为方式。它一方面与邻近民族的文化发生竞争，另一方面，当邻近民族文化侵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时，则由竞争发展为冲突，这是很自然的事。作为一个刚从海外归来，有着深厚的民族情结的作家，张承志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甚至于可以说，恰恰是这种“冲突理论”，才真正契合了作家的关于民族国家的思考和期待。 　　 　　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 　　 　　从时间上看，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指的是“对旧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当代影响作批判性的反思”。[2]从其出现的历史语境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从批判精神和策略着眼，我们发现，张承志是深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的，尤其是赛义德的“东方学”。张承志在《投石的诉说》一文中曾提到过艾德华?赛义德：“第三世界的理论名著《东方主义》的作者艾德华?赛义德曾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弯下病弱的身体，拾起一块石头，朝以色列的方向投了出去。他用这石头，表达了对这象征语言的理解。他表示自己也要加入被侵占与被侮辱一方的行列，也要使用这种语言。”[3]对张承志来说，受到和他有着同样族源的赛义德的影响，我们是不难理解的，何况还有更多重要的理由是赛义德的批判思想和张承志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振。 　　赛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的产物。欧洲文化通过“东方学”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像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东方在“东方学”中“并不是实实在在的东方，它是被西方话语创造出来的谎言。”依赛义德的理解，欧洲中心文化的核心是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欧洲的东方观念也是这种文化霸权的产物，这种“东方学”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所以赛义德说，“东方学的现实是反人性的”。[4]赛义德的这些批判思想和精神，亦以同样的方式彰显于张承志的文本之中。除此之外，杰姆逊、艾勒志?博埃默分别主张第三世界文学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时代环境中，应以一种异质文化的身份进入全球的文化对话之中，进而真正消除第一世界文学文本的中心性。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对于一个有着中华民族认同，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有着深厚北方民族史知识涵养的青年学者型作家来说，其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思想，经由现实环境的激发，直接构成了张承志“抗战文学”的由来，并对其“文化抗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张承志曾说：“我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5]这里的“新体制”，指新世界体制，即由列强操纵并主宰的全球格局。它之所以“新”，是因为和“旧体制”相比，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列强的核心有所转移，由新盎格鲁?萨克逊人（美国人）替代了旧盎格鲁?萨克逊人（英国人）；二是主宰世界格局的方式有所改变。由过去的军事征服为主改变为“文化征服，经济侵略”，必要时才辅之以军事打击。因此，抗击“文化侵略”，打破现存格局，解构西方强权话语就成了张承志“抗战文学”的主要内容。 　　张承志有一段陈述：“新的时代将是大多数穷国与西方对立的时代，将是艰难求生的古老文明与贪婪的殖民主义对立的时代。”[6]在这个时代，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