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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关系实证研究 　　【摘要】商业银行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于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本文选取2010-2012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对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内部控制绩效与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数量和第二到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间呈负相关，并且都是显著的。而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外部监事比例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并没有对银行内部控制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大股东的国有性质有利于银行的风险控制。 　　【关键词】上市银行 公司治理 内部控制 　　一、引言 　　有效的公司治理是获得和维持公众对银行体系信任和信心的基础，这是银行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稳健运行的关键所在。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论述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时指出：“对世界经济而言，完善的公司治理和健全的国家治理同样重要。”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人们真正深刻地意识到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问题越发关注。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扩散和蔓延，市场开始反思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矛头直指金融创新过度和金融监管的缺失，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不完善也是本次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考虑到我国尚未发展成熟的银行业，公司治理更是事关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和提高银行竞争力的关键。因此，除了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防范治理风险毫无疑问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与一般公司相比，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资本结构呈现高负债、高杠杆性；存款人与银行、股东与银行之间都存在信息不对称；作为银行主要产品的贷款，其质量的好坏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出，外部判断银行经营的好坏并不容易；银行倒闭将带来强大的负外部性。因此，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不纯粹为银行的股东利益服务，更重要的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以及维护社会经济体系的稳定。 　　由此看来，商业银行治理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对银行公司治理的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下，结合我国银行治理的特殊性，根据公司内部治理中的制衡机制和股权结构对内部控制（以下简称内控）影响的相关理论提出假说，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10～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对内控起到实质影响的因素，进而完善银行公司治理，切实防范治理风险，提高内控效率。 　　二、文献回顾 　　目前，学术界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内控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多集中于银行治理结构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上。在国外，Prowse（1997）是较早对银行公司治理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以美国银行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商业银行的控制机制与大型公司的控制机制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银行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机制是银行监管，并且强调银行董事会在惩罚管理者方面反应不果断并因此给银行绩效带来负面影响。Byook et al.（2000）以1993年全球公开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对于银行业而言，外部董事的激励作用可能更为重要，且银行董事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银行董事获取关联贷款的可能性也非常大。Altunbas et al.（2001）针对德国不同所有权形式的银行在经营绩效和技术进步方面进行建模，研究发现三种所有权形式的银行都存在着规模经济，由于在成本和收益上的优势使得国有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比私营银行更有效率。 　　国内学者的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李维安和曹廷求（2004）对我国地方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及其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虽然我国地方性银行国有和集中的股权结构特征明显，但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并没有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同时集中型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有明显的积极影响。曹廷求等（2006）对政府作为股东作用于银行风险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政府以股东身份对银行董事会的控制起到了降低银行风险的明显效果，认为政府股东对银行业影响的发展观点而不是政治观点对中国的中小银行更有解释力。申富平和马世强（2008）选取2005～2007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对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人员薪酬激励等四个治理机制与银行内控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银行内控的推行具有显著正面影响，但其他大股东的监督对银行内控没有显著影响。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与银行内控具有显著正相关性，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独立性难以得到保证，高管人员薪酬激励不能对内控起到促进作用。李艳虹和贺赣华（2009）从公司治理的主要方面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控制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利用各上市银行的年报数据进行了检验，得出较小的董事会规模、适度的监事会监管、不平衡的股权结构（集中或者十分分散）以及较强的管理层激励对于提高银行的风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