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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决策中利益博弈新动向及其机制完善对策 　　摘要：备受国人关注的“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充分折射出我国公共决策中利益博弈的新动向，即公共决策主体实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各种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政府利益与私人利益)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多元利益关系，从而推动各方利益主体相互博弈，最终促使公共决策重新步入正轨并实现其理性回归。 　　关键词：公共决策；利益博弈；新动向；番禺垃圾焚烧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5-0023-07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以降，我国逐步进入公共事件频发时期。继“厦门PX事件”之后，“番禺垃圾焚烧事件”成为我国公共决策史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事件，并引发我们对公共决策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不管是在以“抓革命，促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政策范式阶段，还是以“经济增长”为主旋律的经济发展政策范式阶段，或是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视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政策范式阶段，我国公共决策几乎都是在“政府管理”语境下进行的，习惯于把公共政策理解为“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而真正坚持在“公共管理”语境下进行公共决策，认同公共政策“是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为实现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事务实施共同管理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实现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并推动不同利益主体进行博弈，使公共决策回归理性方面存在缺失。另外，从利益分析视角来看，公共决策的本质在于分配和增进社会利益，其过程是各种利益群体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的过程，是决策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综合和博弈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公共决策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政府利益等利益互相博弈的过程。然而，由于我国受计划经济体制及传统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国家利益(或政治利益)常与其他社会利益保持高度统一，国家利益包容了其他有差别的多元化利益，由此很难形成各利益之间的相互博弈。 　　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近期发生的“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之所以能使公共利益得以彰显，并成为我国公共决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事件，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它充分折射出我国公共决策中利益博弈的新动向，即决策主体实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各种“社会利益”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各种利益关系，从而推动各方利益主体相互博弈，最终促使决策重新步入正轨并实现其理性回归。 　　 　　二、“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的利益矛盾分析 　　 　　(一)公共利益与公共决策 　　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全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有权威的价值分配。毋庸置疑，公共决策涉及民主决策的核心价值――公共利益。在番禺区政府看来，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民生工程”，是为解决广州市及番禺地区日益增多的垃圾问题以防止出现“垃圾围城”。但在公众看来，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立将影响他们的生活环境质量，垃圾焚烧释放的二恶英将对他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威胁。显然，这其中存在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沟通渠道不通畅的问题，然而在我国民主进程不断推进、公民社会日趋成熟的语境下，社会公众为了谋求自身利益，不再满足于公共政策的客体身份，他们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产生了强烈的参与愿望，期望能够在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过程中体现自己的主动作用，使其充分反映和代表自身的诉求。番禺区早在2006年就通过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审批，却从未征求公众意见，忽视了公众的意见，从而导致这一决策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 　　 　　(二)私人利益与公共决策 　　公共政策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它一旦偏离了公共意志，而为某些利益集团或阶层服务，政策就会被异化，蒙上几分妖魔化的色彩，将大部分民众抛入到被奴役的困境之中。在同样无法避免“精英政治”的中国社会中，公共决策权有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这少数人难免会受利益的驱使，被利益集团所“绑架”。 　　据有关报道，垃圾焚烧产业是一个“钱景无限好”的产业。首先，与每吨煤炭发电成本500－600元人民币相比，垃圾发电几乎不需要成本；其次，国家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价每度0.55元，远高于煤电每度0.3元的电价；再次，国家还要向企业按吨位支付垃圾处理费；最后，更诱人的是，此类项目将大幅带动配套装备产业。在这一巨额利润的吸引下，代表利益集团的所谓“专家”开始积极进行游说。例如，在番禺区所聘请的4位“专家”中，其中两位分别为垃圾焚烧炉专利持有者和国际垃圾发电产业巨头卡万塔集团的中国副总裁。之后甚至还有媒体曝光出政府与承建运营商存在着利益交易关系。由此可见，在有关“专家”及利益集团的游说下，加之权力制约机制特别是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政府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