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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困境与对策 　　国内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状 　　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到，发达国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因为从参与职业教育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职业教育中去。这不但有效提高了企业经营效率，同时促进了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企业与职业教育的结合给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持久的推动力。 　　美国企业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是二战以来的事情，此前职业教育也一直备受企业界的冷落。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经历的5次衰退引起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的变革引发了对熟练劳动力的大规模需求，再加上这个时期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撑，因而，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成了美国职业教育的主要追求。美国的企业越来越热衷于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一方面，企业员工参加在职培训数量逐年递增，培训方式也不断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不断完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为企业的培训制定目标，企业也建立专门的部门来负责对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张锋，2007） 　　在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德国现有160多万个大小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有50多万个。不同规模的企业参与的比例不同，小型企业参与比例较低，企业越大，参与比例越高。（张小雷，2008）2005年4月1日正式生效的德国新《职业教育法》规定：企业对成绩差和社会上受歧视的青年要一视同仁，提供与他们能力相当的培训岗位，发挥他们的职业潜力。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要模式“双元制”更被德国人誉为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雷正光，1992）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1982年以来与德国就“双元制”教育模式的相关交流，建立了一些企业与职业教育交叉的职业教育机构。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也对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责任做了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得很不够。总体来说，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并不系统，而且规模有限。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下一步中国企业与职业教育的结合还无所作为，企业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国家经济发展也将失去持久发展动力。 　　 　　我国企业职业教育参与度低的原因 　　（一）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奥尔森的一种理论，奥尔森认为个人行动是符合经济学第二定律的，即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个人理性不会自动地与集体理性相容。（奥尔森，1995）如果由于某个个人活动使整个集团状况有所改善，由此我们可以假定个人付出的成本与集团获得的收益是等价的，但付出成本的个人却只能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很小份额。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集体越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进行努力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严格坚持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假定条件下，一个必然的推论就是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陈郁、郭宇峰、李崇新，1995）具体到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问题，企业搞职业教育的确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但同时培养的人力资源可能为其他企业所用，而培养成本却由本企业独自承担，因此，企业在职业教育上缺乏动力和积极性。 　　（二）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一个经典案例。在这个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中，虽然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但两人却都没有选择合作，从而达到了一种无效率的纳什均衡。企业在职业教育问题上的做法其实就是一个囚徒困境。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如果大家都选择进行职业教育投资，整个企业界会为之受益，但每家企业都在想：如果本企业选择“投资”，其他企业也选择“投资”，本企业也不会因为投资职业教育多得到收益，而如果其他企业选择“不投资”，本企业就会遭遇“搭便车”；如果本企业选择“不投资”，其他企业选择“投资”，本企业可以搭它们的便车，如果其他企业也选择“不投资”，本企业也不会有额外损失。因此，最终结果是，所有企业都选择“不投资”，低效率的均衡结果得以现实存在。 　　（三）体制因素 我国当前教育体制下，学历教育始终摆在突出位置，职业教育的主体一直是职业技术学校，企业不参与或很少参与职业教育。而职业技术学校偏重对学生理论知识的培养，忽略了学生实践技能的训练。有些职业技术学校即使安排了生产实践课程，但是由于学校资金有限，对学生进行实践训练的机器设备的更新远远落后于生产实践的现实，学生接受到的生产实践培训还是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前的水平。另一方面，低水平的职业教育使得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师资水平偏低，教师普遍缺少在企业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