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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因言明道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启示 　　摘要：戴震“因言明道”的治经思想来源于清代经学思想与戴震本人的哲学思想。“因言明道”可解读为：“言”即是圣人所立之说，它包括字、词、名物、典章制度四个方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内容，“道”即是“圣人”借其“言”所阐发的思想内容。“由言以明道”的展现过程需要满足“言”的语文学及历史学的解释等客观条件与解释者和“圣人”“同心同情”的主观条件。“因言明道”思想对现今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表现为：“语文学、历史性及心之同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 　　关键词：言道；因言明道；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24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3-0048-06 　　 　　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不同的研究方法促成不同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戴震而言，其研究成果的获得自然也离不开他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可以认为，戴震所运用的治经和解经方法建构了其思想体系。而在其所用的众多治经方法中，“由字及词、由词通道”的“因言明道”之研究方法，又对他重述孔孟义理并批判程朱理学，起到关键的作用且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可从其著名的代表作一《孟子字义疏证》中探得。 　　由此，本文力图通过对戴震“因言明道”研究方法的来源及其内涵的审视，指出这一研究方法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具有的方法论借鉴意义。并尝试对这一“合并中西”的方法之具体内容作粗浅的探讨。 　　 　　一、戴震“因言明道”思想来源 　　 　　在笔者看来，戴震“因言明道”的治经方法的思想来源有二：其一，清代经学思潮；其二，戴震本人的哲学思想。这其中，第二个方面的思想来源又根源于第一方面的思想来源，并成为戴震“因言明道”治经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第一，关于清代的经学思潮。从汉唐的训诂到宋明理学，再到清代经学(学界又称清代汉学)，这是一个在经学史上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由此，清代经学与此前两个时代的经学发展相比，从某种程度卜讲，更具超越性。 　　这种超越性表现在，一方面，尽管清代考据学又称汉学，但它实质是“汉学的复兴而非简单的重复”。清代考据学之所以又称汉学，在于二者均强调“征古与考证”；说清代汉学是汉学的复兴，则在于与汉学相比，清代汉学除考证外还有“义理”的阐发。 　　另一方面，清代经学是宋明理学的发展，这体现在：其一，它与宋明理学相比，尤其是与南宋明理学之发展的王学末流相比，清代汉学由“空谈尊德性”转至“尊德性还需道问学”的思想传统上来。由于要重回“道问学”以更好地“尊德性”，以方以智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就提出要重回经典。重回经典即指重新征古与考订经典文本本身、探求其本义，并由此获得圣人之道。如方以智(1611～1671年)就曾在其《东西均》中说： 　　德性、学问本一也，而专门偏重，自成两路，不到化境，自然相訾，今亦听之。……顿悟门自高于学问门，说出“学”字，则似个未悟道底。嗟乎!道是甚么?悟个甚么?……大悟人瓠无一事，而仍以学问为事，谓以学问为保任也可，谓以学问为菜饭也可，尽古今是本体，则尽古今是工夫，天在地中。性在学问中，寡天无地，乃死天也。(《东西均?道艺》) 　　在这种转变的学风之下，清代的学者们为达到“尊德性还需道问学”之目的，开始采用并发展出借助于文字、音韵、训诂、历史、辨伪、辑佚等的考据学治经方法。 　　其二，清代经学更强调“经世致用”这一治学宗旨。如清初大儒顾炎武为批判当时的“谈心说性之玄学”就说到： 　　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去、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 　　(《日知录》卷十八) 　　可见，在顾炎武看来，圣人之道关键还在于人们的身体力行与亲身践履，而非仅在于内心的空悟。又如清初实学的代表――颜李学派的颜元也曾针对“时弊”说： 　　孔子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存学编》) 　　总的来讲，“道问学”传统与由此产生的治经方法以及“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使得清代经学思潮表现出“复古、博征、求实”并寻求“义理”的治学思想。清初这种“实用、复古、博征、求义理”的治学思想，对戴震思想及其治经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所说：“戴东原的哲学便是这两方面的结婚的产儿。” 　　由前所述可知，清代经学思潮成为戴震哲学思想的来源之一，由此进一步讲，戴震本人的哲学思想又与其“因言明道”的治经方法发生了怎样的联系呢? 　　第二，戴震本人的哲学思想。受当时“复古又实证”的学风影响，戴震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