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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者启示 　　文学创作是个迷人的事业，尤其对于青年。近几年来，喜爱文学创作的青年人数之多，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这既令人高兴，又不免使人有几分忧虑：这么多青年都挤到“文学小道”上来，能有多少可以到达那辉煌目标呢？王银花的“我患了‘文学病’吗？”的疑问，正道出千百万个“欲争无望，欲罢不忍”的文学青年那种痛苦、矛盾的心情。 　　今年仲夏，一家写作函授中心曾邀我去北戴河给参加笔会的学员讲课。我知道，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水平参差不齐，差别是相当大的。讲深了不是，讲浅了也不是，很难“讨好”。于是，我一再推辞。但是，主持笔会的同志恳切地对我说：“您不知道，他们的热情可有多高！有两个农民学员，是一对亲兄弟，为了凑足来参加笔会的费用，卖掉了一头牛呢！……” 　　我吃了一惊，琢磨了半天，我才下了“讲课”的决心。讲什么呢？就讲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无非是举了一些当代作家如何成长起来的例子。我的用意是很明确的，希望学员们能认真权衡一下自己的条件和境况，如果很难有成功的可能，就赶快刹车，千万不要再为写作耗费精力和钱财。因为，我很为那卖了一头牛来赴笔会的兄弟俩担心，万一此行一无所获，岂不要后悔一辈子吗？ 　　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和我所接触到的情况，象王银花那样下点苦功夫，“记卡片，记人物思想笔记，注意观察人物和了解人物……”对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是不无益处的。但是，这样做未必就能成为一个作家。同时，文学创作也不象祖传秘方和特种技艺，可以父子相传，师徒授受。各种各样的创作函授中心也未必就能培养出作家来。事情往往是这样，一心想当作家的人成不了作家，而无意当作家的却冷不丁地写出了不起的作品。 　　我以为，有一个文学现象发人深省：“文革”之前，由大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作家（文学理论工作者除外）可谓凤毛麟角；而在“文革”之后，大学中文系却出了一批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梁晓声和王兆军，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毕业的乔雪竹、肖复兴、陆星儿及新近以《桑树坪纪事》而成名的朱小平，竟都是同届同班！我们不否认这两所大学对他们的培养，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作家，主要还在于他们都曾是在十年动乱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今活跃在文坛的青年作家中，张承志、郑义、史铁生、甘铁生、陶正和谭甫成，“文革”前夕原都是清华附中的同学。不用说，他们以前考入清华附中都是为了学理工。而一场动乱却使他们全都改变了志向，搞起文学创作来了。可见，作家并不是谁培养出来的，更不是哪个名作家或名编辑培养出来的，而是接受了时代和整个社会的培养，受了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熏陶，经历了各种生活和政治的磨炼 而后才有可能成为有希望的作家。记得著名作家秦牧在“文革”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现代中国作家中，几乎找不出一个其子女也是作家的例子。“文革”之后，情况有了变化，父子、母女均是作家或诗人的例子已不再希罕但是，这决不是身为父亲或母亲的作家把什么写作的诀窍授给了自己子女的结果。 　　就说在文坛上传为佳话的母女作家茹志鹃和王安忆吧。曾有人问茹志鹃：“你是怎样培养安忆的？”她是这样回答的：“我有三个孩子，如果我能够培养作家的话，我应当培养三个，而不是一个。事实上我的大女儿是个称职的语文教师，儿子老三是售票员。可见我培养不了作家，作家也绝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够培养出来的。”实际情况也如是，直到王安忆成名之后，她的好些作品茹志鹃都没有读过。阿城的情况也极相似。不少人知道，阿城的父亲钟惦棐是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家。前些天，我陪一位记者采访阿城，当记者问道“你父亲是怎样辅导你”时，阿城颇为幽默地回答：“去年，我对父亲说，《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小说，叫《棋王》，有空你看一看。我父亲很惊异，说：‘你会写小说？’”我举这两个例子，不是说茹志鹃对王安忆、钟惦棐对阿城在文学修养方面一点家庭的熏陶和影响都没有，只是说，文学创作这件事是不能靠他人传授的，关键是要靠自己。 　　靠自己，又靠自己的什么呢？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又不在于你如何刻苦地练习写作，而首先在于你究竟为什么要写和有多少非写不可的东西。茹志鹃曾对文学爱好者说过：“千万不要抱着当作家的目的去硬写，一定要有话想说再写，只有这时候再来进行创作实践才是有益的。”王银花的信，只谈她怎样半夜里在被窝里打着电筒写，村里唱戏、演电影都不看，有了病也继续躲在屋里写等等，专一到了连婚姻大事都置之脑后的程度，至于她有什么不吐不快的题材、人物、故事和情感，却只字未提。似乎一切都是为了写，为了求得发表而已。 　　搞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要想获得成功，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王银花已经写了四年，许多稿子投寄出去之后杳无音信，好象编辑们都瞧不起她，令她感到“心寒”。其实，一篇稿子不被采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真正的好作品一般说来是不会被埋没的。如邵振国的《麦客》，曾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