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永陵发掘及其意义.docVIP

成都永陵发掘及其意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中原和沿海地区成为主要战场，西南地区则成为战时的大后方。在中华民国政府暂时迁都重庆的同时，战区高校也纷纷内迁重庆、四川、云南、广西和贵州等地，这从客观上促进了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此时的考古事业仍然坚持在西北与西南地区持续开展。在西北地区，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进行考古考察活动。在西南地区，则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云南苍洱境内展开考古发掘。1940年，由昆明迁驻四川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成立川康古迹考察团，主要负责四川和西康两省古迹的调查与发掘工作。[1] 　　1940年天成铁路局在成都老西门外“抚琴台”挖建防空洞时，意外发现砖基。当时正在筹建四川博物馆的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听闻此消息立即赶往现场，判断此系一座墓葬，由此揭开了永陵（王建墓）发掘的序幕。 　　发掘经过与安全保卫 　　在战火连天物资匮乏的年代，开展一项规模庞大的考古发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冯汉骥找到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说明缘由，请求提供发掘经费。郭有守决定拨出教育经费支持发掘工作。根据四川省档案局资料显示，最初原定1941年12月15日至1942年1月31日发掘，发掘拟参加人员有刘述乔、郑德坤和林名均等。时因“采取古物执照届期尚未奉发到馆，另成都市府近亦有利用开凿防空壕之意，为节省人力物力，决定展期至该府同时动工”等事由推迟发掘。后于1942年9月15日开始正式发掘，由冯汉骥主持，参加人员有郑德坤、林名均、苏达文、刘复章和苏立文等。当年12月将后室清理完毕，出土石像一座、玉册106片、谥宝玉璧各1件、滥铜器2件。根据出土文物确定该墓系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 　　1943年1月16日开始第二阶段的发掘，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组建琴台整理工作团参与发掘，主持机关是四川古物保存委员会，执行机关为四川博物馆，协助机关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人员有中央研究院的吴金鼎（任田野指导）、王振铎、王文林等；四川博物馆的冯汉骥、卿光鸿、刘绍和、苏毅程等，主要对前室和中室进行清理。至1943年10月结束发掘，将发掘出土玉大带、银猪、银罐、铁猪、铁牛等668件文物和拍摄的2964张照片全部移交四川博物馆。1943年11月重启墓室进行测绘工作。根据《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中李济致吴金鼎的信件，可知此次绘图工作的参与人员有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和卢绳。[2]而第二阶段的发掘经费大概系由各家单位分担，并未统一出资，这从李济给吴金鼎的信中可以窥见些许情况：“弟今春离蓉时，临行所交贰仟元，为中博院款，照合同说，只可供中博院人回程旅费；兄与文林将来回李庄，当由史言所支取也”。 　　战乱年代的文物保护任务较之平时艰难百倍。为保证古墓安全，第一阶段中央古物委员会委托四川省政府秘书处秘书前往监察，并派警卫夜间值守；随着文物发现增多，遂加派秘书室人员进行监察工作。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则经四川省政府以封条封闭入口并派保安队官兵以及警所人员看守。进入第二阶段的发掘，守护工作更加严密。监察工作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四川省政府、四川临时参议会、四川高等法院和成都市政府各派一人组成监察团，监察人员每天准时启封粘封，发掘时则有保安警察以及监察员执行守护之责，并分别在前门后门设卫兵看守。 　　社会关注与相关报道 　　战乱中王建墓的发掘，为紧张的社会局势带来了一股春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为了正常的发掘工作与文物安全，在第一阶段发掘时，决定“待后室古物取齐后，再行陈列，由郭厅长先行召集新闻界观览，暂不对外公布”。但由于发掘规模庞大，还是发生了一段因特殊历史时期而出现的小插曲。根据《华西晚报》的报道和刘复章老人的回忆，1942年10月18日立达中学一学生无意间发现了刚出土的面部尚存贴金痕迹的王建石像，又见发掘工作人员当中有一外国人（英国籍苏立文），于是便回校报告说有“外国人偷金娃娃”。时值抗战时期，群众警惕性很高，接到通报后，乡公所立即派员包围了发掘现场并将发掘人员拘留，后经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和冯汉骥出示政府许可执照才解除误会。随后在《新新新闻》中正式对外介绍了王建墓发掘经过及出土文物，并澄清了此次事件。[3]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与中央研究院川康古迹考察团团长吴金鼎也前往参观并肯定了王建墓的发掘价值。[4]后陆续有关于王建墓发掘进况的报道。第一阶段发掘结束后，曾公开展示出土文物，在美协展览出土玉玺。[5]《华西晚报》对出土玉册进行介绍。当时身居重庆的郭沫若在见报后，立刻给成都报社记者瘦舟写信询问发掘情况并感叹说：“此事如在欧洲学界，必当大轰动。可惜中国学术空气稀薄，又在战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