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之笑与某种窘迫.docVIP

福柯之笑与某种窘迫 　　一 　　在《我知道？》的前言里，陈安栋写道：这本小书诞生于巴黎马拉盖建筑学院一次课程答辩时所面临的窘迫。这个略带翻译腔的句子，一方面是向“福柯之笑”的形式上的致敬，另一方面也自起点确立了行文的基本色―一种目视《词与物》的雄心，一种以他们的方式展开言说的努力。 　　那天，当他将位于巴黎北部某个区域描述为“这是一片低矮的贫民窟”时，他吃惊地发现他的法国老师和同学完全茫然于这个平淡无奇的句子，并随即展开了各种提问：为什么这是“一片”（un morceau）而不是一块（un bloc）？为什么说它是“低矮”（bas）的？为什么又称它是“贫民窟”（le biddonville）？这里的“贫民窟”里居住的真的是“贫民”（pauvre）吗？究竟什么是“pauvre”？ 　　法语和法国人思维的精确性，让陈安栋发现，汉语的模糊性使陈述和判断混淆不清，“这使我们很难意识到在接受这样貌似描述的句子时，实际上是接受了一个判断，从而失去了对判断依据提出要求的权力”。 　　文化?_撞带来的尴尬，进而被视为一次契机。陈安栋得以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福柯发生某种共情，并以此为入口，进入我们思想运行的语言的场所，探寻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什么。应该说，这是一次从“不知道”出发的写作，这让《我知道？》区别于许多谈论中国问题的大众写作，其理念的成型与输出，没有知道分子式的不假思索和喋喋不休，更像是一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探索。 　　二 　　“福柯之笑”缘自阅读博尔赫斯《约翰?威金斯的分析语言》的一个段落。福柯在《词与物》的前言里说： 　　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服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莫伟民译文） 　　这个被博尔赫斯当作一个“分类”的例证（或者说是寓言）的段落，其“模棱两可、重复和缺陷”让人发笑。但在福柯看来，并不是所列举动物的相遇不可能，而是相遇的场基被破坏了。此处，贯穿于它们之间的“字母序列”（莫伟民先生将其翻译成“数字序列”），制造了一种并置关系，掩盖了或者说是可笑地表明了某种消失。而实际上，这种消失的东西才是理解另一种文明的线索。 　　在这里，福柯不仅意识到文化上的他者的存在，而且，承认另一种思想具有的异乎寻常魅力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因此，他不太认同博尔赫斯将之归于一种畸形分类，又将之归于中国这个西方人想象中的乌托邦储藏地，尽管博尔赫斯论述的走向并不在此。福柯认为，这种希欧文化（《我知道？》中“希腊―希伯来―欧洲文化”的缩写）认识型中的分类思维，本身就阻碍了他们的思考，造成了理解另一种文化的困境，同时，还可能产生一种傲慢的危险。简言之，“中国百科全书”这样的说法就是危险的，其危险性类似于我们拿《易经》的理论去解释一部分科学。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面向他者的观念，陈安栋开始谈论“我们”，谈论“中国”。尽管洞察到另一种文明被隐藏的线索，福柯依然难以重现这些消失的东西，他论述的重点也不是在中国的特殊性这一方向上展开的，而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陈安栋却从中得到启示，试图凭借对希欧文化的知识以及对自身文化的直觉，让这些线索显形。 　　许多学者考证过博尔赫斯这段荒诞的引证的出处，至今一无所获。陈安栋则相信，博尔赫斯笔下的《天朝仁学广览》或许并不存在，但那个“分类”很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它里面有一种汉语言执拗的标记，已经远远超出了西班牙语和英语环境中的作家杜撰的疆域。 　　随后，陈安栋大胆抛弃了考据的传统，展开了一次极富创意的推理，试图呈现它或许经历的“层层变形，篡改甚至以讹传讹”。随着序号的退场，标点符号的退场，词之间缝隙和空白的退场，书写方式从横向转换为竖向，简体字还原为繁体字……这段文字可能的本意在纸面摇晃。 　　显然，推理本身并不足够严密。比如，在第二十一页中，他说： 　　或许这是一张属于皇帝的物品清单。如果我们走得更远一些，将这个“动物”从字面上推测为“移动的物品”，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移动”跳跃为“敬献”呢？如果是这样，这个“动物”或许就可以是“敬献（给皇帝的）物品”抑或是“贡品”。 　　找不到原文参照的“回译”，有其局限性。在这里，对“动物”一词源文本的探索，仅凭一次单向度的推测显然是不充分的，如果反过来验证假设中的“贡品”在翻译中的层层变异，是否还有可能合理地抵达“动物”？ 　　好在，陈安栋事先声明了这是一次“煞有介事的猜测”，其目标在于“更好地接近怪诞感产生的原因”。因此，尽管暴露出对还原文本意义的勉力而为，但也恰恰是这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