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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哲学未来中国哲学一种可能形态 　　今天讨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方互动，不仅是因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其现实的需要，而且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风云际会为这种互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正是在中国社会走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在中国相遇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哲学传统由此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三者的对话互动中推进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建设显然是一个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大课题。限于学力与篇幅，这里只想在三方互动的框架下、从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开展的角度，对未来中国哲学的一种可能的形态作一探讨。我的基本看法是：体现了现代实践哲学要求、涵容了科学理性精神、以人生价值安顿问题为思想主题的“意义哲学”，将是未来中国哲学的一种可能形态。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对民族哲学传统的承继指向了“意义哲学”。以人生问题为中心展开思想形态，是中国哲学传统的重要特色。近代以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厘清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一直是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方面，得到较多认同的观点是：中国哲学关注的中心是人生问题特别是生命价值的安顿问题。张岱年不仅把人生论与宇宙论、致知论一起看作是中国哲学的“主干”，而目，把“重人生而不重知论”看作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之一。在此基础上，他还明确指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生活准则论即人生理想论”。作为港台地区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两个重要代表，劳思光与牟宗三也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一点。劳思光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间作出了“认知性的哲学”与“引导性的哲学”的区分，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包括儒道各家)皆重：视自我之转化，因此强调体验、境界与直悟，对于思辨本不重视”。牟宗三则用“生命”与“自然”来标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领导观念”。他指出：“由普遍性与特殊性两方面综合起来，我们就可把握中西哲学发展之主要纲领的差异何在。……我们可说两个哲学传统的领导观念，一个是生命，另―个是自然。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对象’，这是领导线索。”而“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生物学研究的自然生命，而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由此，中国哲学作为“生命的学问”就区别于西方哲学：“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那些自然哲学家，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成中英则用“知识”与“价值”来判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在他看来，相对于知识形态的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处处紧扣人生的中心价值来思考问题，它“本质上是价值哲学，是对宇宙价值、人生价值、人类价值、社会价值深沉的肯定与体证”。 　　中国哲学的上述基本特质在20世纪作为现代学科而确立起来的“中国哲学”中亦得到了清楚的表现。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在相当程度上规约了国人对哲学的认知。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是―种以客观认知自然、社会等外在对象为指归、以求“真”逐“实”为标的的知识论系统，人生问题在其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中国哲学学科的奠基者们在对哲学予以界定时，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到了人生问题。在胡适看来，“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尽管他后来觉得“根本”两字意义欠明，因而重新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但依然强调了哲学与“人生切要问题”的内在关联：“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可普遍使用的意义。”同样，冯友兰不仅认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引者按：指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而且明确地以如下话语论说哲学：“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其次，注重人生问题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色。正如有论者已注意到的，中国现代学界对哲学的基本理解，是将之看作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种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把哲学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并认为这种智慧的根本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这显然与西方学术图景中的哲学有着相当的间距而与中国哲学的自身传统在深层次上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 　　顾名思义，既然是中国哲学，它就理当具有“中国”特色。由于思想自有其内在的连续性，因而这种特色又应当是与中国哲学传统有着直接关联的。人类理解活动的本性决定了即使是国人在充分自觉的状态下力图全盘照搬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也依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与其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具有正向联系的精神特质。这在中国现代哲学中已得到了清楚的证明。同样，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也不可能在思想主题等方面彻底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