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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木雕人文精神与审美趋向探究 　　摘 要：徽州木雕，是以古徽州为中心，积淀本土民族内涵，融汇中原等外来精华，从母体中诞生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体现并承载了民族文化的主要特色，极富装饰性、民族性与人文性，是明清雕刻艺术的核心、精髓。徽州木雕，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已经打上了社会盛衰、宗法儒教、民族文化和“图形遗产”等烙印，因此，研究木雕，对特色艺术与多元文化生态的丰富保护，对探究民族信仰、人文精神、文化传承和审美趋向等内容，有较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徽州木雕；人文精神；审美趋向 　　中图分类号：J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6）02-0063-04 　　徽州木雕源于该地的气候、经济、习俗、信仰、生存状况和意识等，同时留下了大量的“图形遗产”，其核心是一个“仁”字，体现了人文、伦理、儒学、礼仪等美学思想，诸如民族信仰与导向、知识结构层次和容量、价值取向及思维定律等。徽州木雕对判断纷繁的艺术形式、发扬优秀传统艺术、呵护艺术创作等都有极高的价值趋向，伴着民族文化、儒家传承、社会荣辱、宗法烙印等各种痕迹，徽州木雕慢慢地走来，它所传递的是社会文明的破碎，还是辉煌之后的黯淡，让我们共同走进徽州木雕的神秘世界。 　　一、徽州木雕的渊源 　　（一）历史渊源 　　皖南的徽州，享有“东南邹鲁”之美誉，是徽商的故里和聚集地，南宋罗愿在《新安志》中说，徽州是“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1]，说明徽州有丰厚的文化背景和底蕴，诸如：程朱理学、戴震朴学、教育家陶行知、新安画派黄宾虹及徽商、徽菜、徽雕、徽剧等。约十四世纪初，徽州木雕诞生了，虽生不逢时，却能根植母体优越的经济、地域、自然、历史和文化等背景，奇迹般地创造了“学成派、 　　艺成派、杰成派、商成派、人成杰等诸多现象，成为江南亮丽的奇葩。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入选中国三大地方显学。元代汤显祖《游黄山白岳不果》诗中的“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更赋予它极强的文化效应和诱惑，木雕就是古徽州崇儒兴文，融中原异域文化，从母体中诞生的独特地域文化。 　　（二）儒学渊源 　　最初的民间木雕，是和宗教紧密相连的，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了民族的灵魂和信仰。隋唐统治者尊儒、重道且礼佛，形成“三教鼎立”或“三教合流”的格局，加之石窟、壁画、雕刻的兴起，即“成教化，助人伦”，儒教占了上风并风靡神州。到宋代理学兴起，北宋“二程”及南宋朱熹进一步加以完善，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屈人以顺天”等口号，宗法制度和理学被进一步巩固强化。[2]明清时期，佛教和道教相继衰退，儒家彰显了强劲的势头，逐渐占统治地位。 　　徽州木雕，可以说是蒙尘奢华的夜明珠，是徽商兴衰的历史见证，其风格与儒教、宗法和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风格上已无秦汉之雄劲，缺盛唐之恢弘，存魏晋之潇散，融元明之稳重，日趋繁 　　复缜密，渐失刚劲粗放之气，呈典雅、庄重与唯美，给人含蓄、斯文、凄婉之感受，这或许是清王朝衰落前的回光返照。徽州木雕是徽州商人、文人、匠人、庶民和官人共同创造的财富，融非凡的智慧、创造、毅力和汗水，寓深厚的审美意蕴、儒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等。 　　二、徽州木雕的礼教特征 　　（一）儒教文化背景 　　徽州，汉代称“新安郡”，唐朝称“歙州”，到宋徽宗时改名“徽州”，宋徽宗偏用避讳的“徽”字，据历史记载，是为了记录平定方腊叛乱，歌颂皇恩浩荡，而故用此字，但据《辞海》注：“徽者，美也”，即美好的意思。徽州地势险要，群山相绕，山清水秀，与世断隔，有土著山越居民定居，至三国吴主孙权，武力征服此地，徽州之门才被打开，后北方战乱，中原人南迁而日益繁荣起来，宋代，此地已成“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十室九商”的盛世宝地，一个人文渊?P之地、仁义礼治之邦逐渐形成。[3]究其因：一是民族的融合、佛教的渗入、新安经济飞速繁荣；二是中原仕族休养生息，给新安注入了新鲜血液，确立了以儒教、道德、伦理为中心的宗法新秩序，后程朱理学推波助澜，宣扬崇儒尊祖及三纲五常等，并以之为最高道德准则。 　　清《茗州吴氏家典》卷首所云：“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持，而以邹鲁之风传若子孙。”[4]为维护天理，不惜杀身成仁，儒学思想开始一统天下。应允程朱理学和儒学，古徽州烈女贞妇比比皆是，慈孝、恩荣、仁义和贞节牌坊随处可见，俨然成为儒家理学的精神化石。而依附建筑的木雕，是新安母体文化背景应运而生的胎儿，充满人性、人情和人道，其内容自然而然会打上儒文化和理教的胎记，呈所谓“齐家、治国、修身、平天下”的思想和本质特点。 　　（二）礼教特征 　　木雕源于传统，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为出发点。在古代，维系社会关系主要是伦理道德、伦理纲常及忠孝节义等，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儒”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