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双重感应思想对儒家修养彻底化探索.docVIP

慧远双重感应思想对儒家修养彻底化探索 　　[摘要]直面两汉以来儒教困境，东晋慧远由玄儒入释而又以释补儒，确立起以三教融会为文化底色的“双重感应”(情虑感应和神明感应)修证理路。其中，情虑感应的内核是“因果报应”，神明感应的内核是“神不灭”前提下的“玄契”式念佛三昧。远公“双重感应”思想不伍奠定了中国佛教儒释融通基本品格，也是对儒教修养彻底化的积极探索。 　　[关键词]情虑感应；神明感应；儒释融通；慧远 　　[中图分类号]R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9)05―0135―05 　　 　　有关东晋慧远的研究论著不少，但研究重心多侧重于远公与中国佛教的关系问题，而且不少研究者对远公的中国式修证思路还颇有微词。研究论著中也涉及到远公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教文化的关系问题，但由于对远公思想形成的深刻文化背景未能通晓明了，相应地必然导致对远公整个思想体系宏观把握不甚清晰的缺憾，从而影响了对远公思想的公允评价。 　　 　　一、儒道困境和以释补儒 　　 　　佛教东来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缘，中国佛教的诞生是两汉以来中国文化对儒道和玄学异化进行自觉调整-的重大努力。就儒教文化背景而言，以董仲舒“天人感应”教化思路为指导的两汉今文经学教化后来陷入谶纬迷信的外在异化，经学礼乐精神不能内化为社会和个人的自律准绳，古文经学也矫枉过正地陷入繁琐解经的形式主义思路。此外，两汉以来文化界以善恶论人性，传统孔孟性善论信念有被消解的危险，而学者立足现世解释命运的“偶然论”也难以应对无因论和宿命论的消极论调，这种亚健康的文化症状于两汉文赋的悲壮情怀和魏晋士人的顺世心态可见一斑。两汉经学的异化，导致名教脱离自然本真从而失去了教化的鲜活生命力，中国文化开始了由外在教化到内在自觉的转型。魏晋玄学发明“得意忘言”方法，自觉援道人儒，积极开拓儒教内圣之学，努力使儒教“外王”建立在“内圣”基础上。魏晋玄学由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贵无说”到竹林玄学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到裴?Q“名教中自有乐地”的“崇有说”，以至郭象“名教即自然”的“独化说”，达成了“内圣外王”的学理自洽。但玄学“辨名析理”的理论自洽并没有解决魏晋士人普遍关注的“内圣”理想精进落实的途径问题。此外，道教本来是回应两汉儒教“大一统”教化异化而出现的民间教化努力，但魏晋道教重长生而炼外丹，歧出了道家清静根本而陷入外在执着，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玄学自觉修证的内在发展要求。 　　在此文化背景下，佛教修证的彻底性和个体性恰好契合当时中国儒道文化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因而中国佛教应运而生。但是，尽管佛教入华至东晋已过二百余年，佛教如何融入中国文化并保持自身特色这一难题却并没得以圆满解决，佛教内部也混乱散弛、师范不立。直面三教困境，东晋慧远(334～416)起到关键性历史作用，诚可谓“伏自佛教东流，凡三百年，而有远公，是时沙门寝盛，然未有特立独行、宪章懿范，为天下宗师如远公者，佛道由之始振。盖尝谓远公有大功于释氏，犹孔门之孟子焉!”正是在远公奠基性努力的基础上，中国佛教以佛性论和禅净融通思路解决了玄学修证之不彻底性，而儒道二教也因受佛教义理的激发而得以不断深化发展。 　　远公思想的基本文化品格在于儒释道文化的融通互补，《高僧传》载：“释慧远……少为诸生，博览六经，尤善老庄。性度弘博，风览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经学大师，尤擅三礼)，共契佳遁……安公常叹曰：‘使道流中国，其在远乎!’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夫豫学徒，莫不依拟……其化兼道俗，斯类非一。”可见，远公少时儒道兼宗，后深入般若，能自如连类儒道义理。元皓云“一真绝迹，诸法本无；不凭有有之缘，孰究空空之理。慧远法师，外则诗书礼义，接引群机；内则戒定慧解，入真实际”，李演亦称“虎溪为释氏龙门，庐阜即缙绅阙里”，可谓切中肯綮。 　　罗什般若中观学为中国佛教奠定了大乘方法论基础，但真正接续上本土儒道文化内在理路和思维方式从而奠定起中国佛教基本品格者当属慧远。远公将佛理运用到本土文化中来并用儒道义理来消化佛理，把出世看作落实儒教师道的一种彻底化修养方式，从而以出家修行的“嘉遁”方式自觉解决经学、玄学所追求的社会示范和个人修养问题。远公指出：“夫称沙门者何耶?谓其能发蒙俗之幽昏，启化表之玄路。方将以兼忘之道，与天下同往……始悟冥途以开辙为功，息心以净毕为道。”又论礼制云：“世尊以袒服笃其诚而闲其邪，使名实有当，敬慢不杂，然后开出要之路，导真性于久迷。”关于孝道，当桓玄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时，远云：“立身行道。”且尝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远公赞同道家自然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