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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方法 　　〔摘要〕 将意识形态研究从语言层面深入到话语幕后，从认知层面解构或重构话语生产者如何通过操纵话语受众的概念化认知来对其意识形态进行合法化的过程，是认知语言学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实践。话语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作为话语的构成，话语中的概念化表征方式如隐喻、转喻、注意、构式及观察者的主体性处置承载了话语中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而表现出同话语意识形态的连贯性特征。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意识形态；认知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1-0019-07 　　一、引言 　　传统批评话语分析把话语作为社会实践，通过分析词汇-语法来解构作为话语意义的意识形态，即Fairclough[1]（87）所说的“那些被植入到话语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中，用以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控制和剥削等社会关系的、关于现实的建构”。社会决定论反映了传统批评语言学对社会―语言关系的认识。所谓社会决定论，就是主张社会结构（比如阶级或其他社会关系，话语和非话语的各种准则、传统）塑造和约束话语的各个层面并且是话语事件发生变异的重要参数[1]（63）。而van Dijk[2][3][4]提出，社会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进入了使用者的认知，后者主导语言的选择和意义的实现。认知具有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既是属于个人的经验模型，又是集体共享的社会文化知识、态度、意识形态、准则和价值观的实例化[4]（53）。 　　认知语言学研究呼吁将传统批评话语分析的意识形态研究从语言层面深入到话语幕后，从认知层面解构话语生产者如何通过操纵话语受众的概念化认知来对其意识形态进行合法化。话语是特定意识形态立场的产物[5]（121）。作为话语的构成，话语中的概念化表征方式如隐喻、转喻、识解视角及构式承载了话语中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而表现出同话语意识形态的连贯性特征。本文拟探讨这些日常概念化表征方式的意识形态功能。 　　二、隐喻与批评话语分析 　　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隐喻同批评话语分析结合产生的批评隐喻分析是发展较早、至今已较为成熟的认知批评范式。根据Musolff[6]的考察，早在二战前，关注德国纳粹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文化批评研究及话语分析就产生了批评隐喻分析的原型。Kenneth Burke[6]在二战前发表的The Rhetoric of Hitler’s Battle是早期的批评隐喻分析文章。Kenneth Burk对希特勒的反犹太话语研究揭示，Hitler将宗教概念（devil）投射到犹太民族，将宗教含义（对魔鬼永久而无情的打击）转移到社会政治领域（消灭犹太人），将其希望的结局（象消灭魔鬼那样消灭犹太人）呈示为病害的祛除（cure）。纳粹话语通过（宗教和疾病）隐喻唤起了德国人的心理需要，使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合法化。 　　隐喻之所以成为利益集团传播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工具，是因为隐喻的选择性概念映射产生凸显/隐匿功能，使得目标域可以按照使用者的意图被片面地再现[7]（13），比如，欧洲移民话语中常常可见将移民（或难民）隐喻为flood的现象，该隐喻凸显了因大量移民或难民到来而为本土居民带来灾难的一面： 　　（1）The ruling opens the floodgates for 666 asylum seekers to claim they have been treated inhumanly. 　　――The Express， 22 may， 2004 　　另一方面，人们在生活经验中形成的态度、情感、信仰及价值判断与隐喻形成一个连贯的系统[7]（21）。比如，西方国家的商业话语往往借助WAR，FIGHTING，BATTLE，CONTEST，RACE等概念来描写经济或商业活动，这些隐喻凸显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润至上的竞争与冲突这一特征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同时也隐匿了市场互动中相互合作的一面，而那些有利于竞争的素质如aggressive，independent，unemotional， competitive，logical，adventurous，self-confident， ambitious等也都获得了积极的评价意义并成为西方社会所推崇的品质[8]（236）。常规隐喻表征的认知模式和蕴含的价值观具有广泛的社会可接受性，因而能够成为有效操纵话语受众的认知、情感或价值判断、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9]（12）。Lakoff[10]（xv）认为，隐喻为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提供特定的经验框架，其目的之一就是利用其社会接受性将话语者的政治利益和主张合法化，另一方面也唤起话语受众的认知和情感共鸣。批评隐喻研究就是分析和揭示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如何基于其凸显/隐匿功能来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