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docVIP

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摘 要：“身体叙事”是实践先于理论的一种普遍适用于小说叙事的手法，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学种类中都有特定范式。宁肯长篇小说《天?藏》中，“身体”呈现出绝对个人的特性，文章以小说主要人物王摩诘、维格两人为例，详细分析这一手法是如何表现人物存在的。 　　关键词：宁肯 《天?藏》 身体叙事 自由伦理 　　“身体叙事”研究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新的理论不断被提出，身体逐渐与生活、政治、权利等相联系起来，内涵远远超出“肉体”概念，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身体内涵伴随着不同时期社会生活和作者群体的改变而显现出不同的特点。样板戏和革命文学中，身体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内涵;先锋文学中，身体成为反叛精神的展示空间;“宝贝作家”的出现使得身体作为纯粹审美的展览品而存在;木子美“性爱日记”等下半身写作让身体彻底沦为泛滥的肉欲并且堂而皇之地进入大众视野……不论是对身体及其遭遇的细致描摹，还是让身体刻意缺席，“身体叙事”或者说“身体写作”是小说叙事难以避免的，但这一手法在宁肯的长篇小说《天?藏》中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 　　“我的写作不是讲述一个人的故事，而是讲述一个人的存在，呈现一个人的故事是相对容易的，呈现一个人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1]《天?藏》几乎不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故事，断断续续的叙事似乎只是串起多层次、多角度的内心感受的线条，大量感觉和哲学的形而上描写完成了小说对人物存在的书写。 　　一、王摩诘：残缺灵魂的困兽之争 　　王摩诘和维格是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也是一对构成男与女、希望与绝望、自由与禁锢等对立的两个存在，这种根本上的对立是随着叙事的演进透过身体来表现的。王摩诘是以欣赏者和思考者的身份进入文本的，他对西藏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都从或诗意或哲学的角度去欣赏，与世无争，醉心思考，甚至在菜园地被毁时都沉浸在对历史的暴力的思索中，思考几乎成为他活着的方式，深厚广博的学问让他走向无止境的思想深处成为可能。乍看之下，王摩诘代表着一种哲学思辨的、现代的、开放的文化，对西藏来说是一个深沉的富于学识和人格魅力的外来者。直到于右燕的出现，身着制服的于右燕又一次勾起了他对暴力性虐的强烈欲望――这种非常态的需求即使“逃”到西藏都难以避免。法官于右燕和当警察的妻子，由于职业关系，对王摩诘而言似乎都象征了一种强硬的力量，一种让人难以抗拒、主动臣服的力量。在清醒的审视中，他难以自抑地渴求被她们蹂躏和虐待，在被侮辱的渴望和快感中又不断地思索“什么是屈辱？什么是暴力下的屈辱？人可以低到什么程度？曾怎样低过？怎样舔食内在的屈辱？”[2]思考和性虐是王摩诘突出的标签，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难以摆脱被虐成瘾的状态，清醒地追逐低贱，低贱又成为他思考的对象，他的复杂来自于对所经历暴力的困惑和释怀。常年穿女士内裤、舔高跟鞋、渴望绳衣束缚甚至哀求被强奸等等侮辱性的自虐行为，已经明显超越了正常的伦理和读者的心理接受范围，但作为一部旨在表现人物存在的作品，小说将正常伦理的作用设置成几乎为零，世俗常理几乎没有对故事以及人物造成任何影响，追逐刺激的于右燕和试图坚持爱情的维格最后都逃离了王摩诘，都是由于对他非常态性需求的难以接受和配合，“让人恶心”但并没有任何道德伦理的指责。维格更是将王摩诘当做爱情对象和精神世界的前辈与引导者，欣赏与爱慕在一时的震惊下停顿后，反而更加热烈，混合着同情与不甘，成为一股复杂而又强大的感情，促成了一场满怀热忱的拯救行动――同居。王摩诘在短暂的同居生活中的表现可以说是身体悲剧的极致，面对自己所爱的人，他也只能号叫着“强暴我”，彻底沉沦于暴力和痛苦，连爱情都无法拯救他。 　　王摩诘的性癖好并不单纯是从生理出发的变态需求，显而易见，这是对现实遭遇无法消化的纠结，是暴力留下的难以痊愈的伤疤，就像福柯所言：“……在对自我的拷问中探寻与真理的根本关系，因为对自我的拷问可以通过许多瞬间印象给出基本可靠的意识。”[3]王摩诘就是在被侮辱的同时追寻着转瞬即逝的感觉向意识深处潜行，身体是王摩诘痛苦的来源和试图理解痛苦的通道，而当这种痛苦不能被诉说时，就会在长久的压抑中以其他形式爆发出来。王摩诘的悲哀是通过身体展示的，身体的畸形需求是心理创伤的并发症，背后是无法被治愈和拯救的灵魂。 　　二、维格：自我身份的寻找 　　同样的，维格的身体书写也处在一个道德真空之中，单以内在的心灵感受为准，展示出她身心走向的可能性和可预见的必然归宿。王摩诘说维格是站在一个三岔路口――西藏、内地、法国，拥有西藏古老家族的血统，曾在内地生活数年，再加上法国求学的经历，让她身上聚集着三种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气息，疯狂而又优雅。事实上，小说文本中设置了苏穷家族、王摩诘、教练三个路标人物来对应维格身心面对的三岔路口：苏穷家族――或者更直接地说是维格外婆――代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