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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理人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摘要：以我国294位职业经理人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不仅探讨了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还探讨了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经理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职业经理人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起着负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职业经理人;工作家庭冲突;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 　　一、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加速变革和就业形势的不断严峻，人们所面临的工作节奏加快，所承担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强度也不断加大。这对职业经理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特殊的工作性质，他们必须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并能够擅长企业战略的执行和实施，所以较之一般员工来说他们在工作中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样必然会导致他们在家庭领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所减少，不能很好地履行家庭角色所赋予的责任，所以便会极大地影响家庭生活，致使他们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而这些消极情绪很有可能会被带到工作中，影响工作任务的完成。由此，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就会形成。 　　这样，个体在面临工作家庭冲突时，很容易对生活和工作产生不满，并伴随一些消极情感的产生，这样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主观幸福感的降低。而主观幸福感的降低，会使个体产生消极的态度，一方面对生活失去热情，不能扮演好家庭角色，影响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对工作失去兴趣，不能有效地完成工作，影响企业效率。这对企业和家庭来说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就需要得到有效解决。而社会支持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和重要的支持性资源，能够为其提供物质、信息或情感的帮助。这就引发推测，社会支持能否缓解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呢？ 　　因此，本文以职业经理人作为研究对象，以便了解其主观幸福感、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来提升职业经理人的主观幸福感。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 　　关于工作家庭冲突，学术界普遍认同Greenhaus 和Beutell提出的定义。而本文基于研究的需要，也采用他们的观点，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角色要求在某些方面不相容而产生的一种交互冲突，即参与家庭（工作）角色因为参与工作（家庭）角色的要求变得更加困难。 　　关于主观幸福感，比较有影响力的是Diener提出的定义。而本文基于研究的需要，也采用他的观点，认为主观幸福感就是个体按照自己规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作出的全面性评估，包含认知（生活满意度）与情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成分。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的研究数据都普遍表明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如Lu、Gilmour和Kao（2006）通过跨文化研究发现，工作干涉家庭和家庭干涉工作都负向影响着员工的主观幸福感;何丽（2012）以企业员工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之后，Fiksenbaum（2013）的研究也发现，较高的工作家庭冲突会降低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洪艳萍等人（2013）以职业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经理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对于社会支持，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而本文基于研究的需要，对其采用我国学者叶盛泉等人的观点，认为社会支持就是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从团体、他人或社会组织中所获取的物质、信息、情感和归属等方面的支持。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根据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模型，都比较认同社会支持在压力与一些消极情绪或身心健康之间存在着调节作用。如李伟和陶沙（2003）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社会支持能够减少压力所带来的抑郁、焦虑这些不良情绪，从而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之后，卢谢峰和韩立敏（2011）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能够调节主观生活压力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孙树慧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增加社会支持可以减弱工作压力对焦虑水平的正向影响。 　　而工作家庭冲突属于压力的一种形式，主观幸福感又包括个体的消极情绪和身心健康等因子，所以本文也认为社会支持能够调节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职业经理人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 　　工作家庭冲突的测量主要借鉴Netemeyer等人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