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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文论影响下的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建设 　　新时期以来，湖北文艺批评界在对西方文论进行译介引进、融汇阐发、对话反思方面，有着相当显著的成就。这一成就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批评界视域开放、新论迭起的现状是分不开的。如果要为这一新面貌寻找一个具体的时间或曰事件的支点，我们或可追溯到1978年。此前，我国的文艺批评一直立足于两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基本论点，一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与政治”的“从属论”，二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工具论”。这二者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念，支配和制约着文艺批评家的批评观念和行为。直至1978年，国内在批判“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基础上掀起“为文艺正名”的理论探讨，这一现状才得以改变。1978年6月，《上海文艺》发表了陈丹晨、吴泰昌所撰的《评“文艺创作都要写阶级斗争”》一文，将这一论点列为“四人帮”“最惯用最典型的假左真右的反动文艺谬论之一”，首开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文艺领域的改革创新之先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使其成为了我国文艺批评发展的思想指导主线，同时也是新时期文艺批评产生的重要标志。很快，上海《戏剧艺术》1979年1月号就发表了陈恭敏所撰的《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文，质疑“文艺是政治的工具”一说。同年3月，《文艺报》举行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从属论”和“阶级论”开始受到普遍的诘难。将批评全面上升为论战的标志是《上海文学》于1979年第4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和同时开辟的讨论专栏。这一讨论波及全国，汇聚大量文艺批评工作者的湖北文艺批评界自不例外。以文学刊物《长江文艺》为首，迅速举办了关于“文艺是否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讨论，一时间涌现出大量的评论文章和相关讨论，如对《洪湖赤卫队》、《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等作品予以平反的文章，对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和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等作品加以评论的文章以及围绕熊召政长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展开的讨论，冲破了此前的“左”倾樊篱，彰显出活跃的生命力。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文艺批评家们对现状予以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单纯以“社会――历史批评”这一种模式来展开文艺批评是导致视野狭隘、理论僵化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一批评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自身价值，但若要巩固和加强业已出现的百家争鸣的现状，就必须引进更多的批评模式，寻获新的理论批评话语。于是，众多的湖北文艺批评家将视野转向西方，一方面重拾建国前在国内已有译介和研究的精神分析学、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等文学批评话语，另一方面也积极关注结构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前沿的西方文论，尝试在全球化的视域下，用多维的视角来分析、评论各种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以各种形式的文艺批评实践活动来促进湖北文学创作的繁荣。 　　就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与文学理论界对西方文论的引进和译介来看，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编写了一系列的相关教材。如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主编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之《文学批评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张玉能主编了《美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西方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参编了《西方美学通史》第4、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孙文宪主编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王先霈、孙文宪主编了《文学理论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武汉大学张荣翼主编了“面向21世纪教材”之《文艺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参编了《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江汉大学彭松乔参编了《新编文学理论教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湖北大学邹贤敏参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发展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2002）等等。这些教材的编写，不论对于教学还是对于科研都很重要。缤纷的西方文学理论话语和美学话语的引进，使得湖北文论批评界产生了许多以崭新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评论的文章，转入一个话语空前多元化的阶段。 　　第二是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译著。如武汉大学冯黎明翻译了美国当代学者O.B.哈迪森所著的《走入迷宫――当代文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华岳出版社1988）。哈迪森认为，当代人类正处于一个若明若暗的精神文化迷宫之中，因着来自现实关注的精神忧虑，而不断追索生命和理想之境，哈迪森称之为现代人的“高情感”。在讨论具体作品的时候，哈迪森尤其强调作品的被复制、被改编之于其生命力的作用。他以莎士比亚为例，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