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影视剧中以重庆为视角影视作品研究.docVIP

抗战影视剧中以重庆为视角影视作品研究 　　近现代我国遭受到了外敌的入侵以及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了长期的抗战，这一阶段的中国是混乱的、是艰难的，因此在这期间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以及先进的事，运用现在的科学技术将这些曾经的历史记录下来，不仅有助于对于历史的保存，还有效的推进了我国抗日精神的弘扬，并有勿忘国耻的提醒作用。由此可见，抗战影视剧的拍摄具有很多积极的作用，其中以“重庆”为视角的影视作品更是成为了我国抗战题材中的代表作品，有效地实现了我国人民的民族精神的激发以及成长的记录。特别是重庆抗战电影通过独有的三阶段叙事方式完成对历史的叙述，展现出了我国抗战影视作品的再现性美学功能。 　　一、 重庆的战时都城的确定 　　1937年11月中旬，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中央客观地认识到了南京已经无法继续坚守的现状，因此提出了将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的重大决定。11月20日，林森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在汉口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自此之后，重庆开始以抗战都城的角色占据在历史的舞台。[1] 　　1938年夏，武汉战役紧张，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需要在五日之内放弃原有地址，迁入重庆境内。自此之后国民政府的各机关大规模向西迁入重庆。12月8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部要员由桂林飞抵重庆，这次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自东向西的大迁徙宣告完成。同一时段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在重庆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及其主要领导人也纷纷聚集重庆，全国各地的俊士豪杰、社会名流，也荟萃重庆，重庆逐渐成为了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心。 　　二、 叙述方式：政治抗战――人民抗战――民族抗战 　　（一）“政治抗战”阶段 　　在我国进入抗战初期这一阶段面对的是日本军队的全面攻击，因此我国军队在仓促间的防卫迎战中处于劣势且一直处于撤退的状态，但是在撤退的过程中依然布置了很多的地下工作者，即我们较为熟悉的军统以及中统，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间谍战。因此在我国的抗战影视剧中间谍战多数是以国民党的专属地下工作者为主要的人物塑造，其日常中的谍报活动则成为影视剧的主体，这类影视作品主要反映抗战期间的秘密战场。对于这一类型的影视作品，营造出中国军人正义、忠诚的形象。[2] 　　（二）“人民抗战”阶段 　　这一阶段的经典作品有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其中《保卫我们的土地》这部影视作品塑造出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在屡次遭受到侵略者的破坏与掠夺之后，被逼无奈最终开始反抗的故事。为我们展现出了我国人民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最底层的人民也会站起来，投身战场，成为我国的抗战大军中的一员。在人民抗战阶段的影视作品大多数都为我们展现出了中华人民特有的民族精神，为弘扬民族的坚韧、奋发的精神而创作。 　　（三）“民族抗战”阶段 　　这一阶段的电影创作摒弃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抗战变成了“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从而起到了淡化国共党派当时所展现出的政治意识，同时更加注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塑造，注重的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影视作品展现了国民党为了取得抗战胜利而进行正面抗战的形象，特别是孙瑜的《长空万里》这部影片为我们展现出了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形象。沈西苓的《中华儿女》叙述了我国不同阶层的民众在民族抗战中的决定以及用实际行动进行抵抗的故事。 　　三、 影像风格：通俗品质――悲壮风格――象征意义 　　（一）“政治抗战”时期的通俗品质 　　重庆抗战电影运用简单易懂的品质激发人民保家卫国的激情，这就是我们说所的通俗品质。抗战影视剧《白云故乡》是这类电影中的佼佼者，其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追捧，是因为对于抗战题材的选择，最为重要的还是其满足了我国大多数观众对于这类题材影视剧的要求，激发了观众的民族情怀。因此以“重庆”为视角的抗战影视作品大多利用通俗品质的方式对我国的政治进行一定的宣传，除此之外其旧形式、旧内容的残留以及对美的忽略都显得更加的明显。由此可见电影艺术无法在不运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独立支撑电影的品质。[3] 　　（二）“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 　　近代的中国由于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原本的强盛变得懦弱而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特别是土地资源较少的日本，更是对我国的土地虎视眈眈。因此为了掠夺资源，日本快速占领了我国的东北，继而发起对华北的侵略，最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因此我国的抗战影视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于这段历史进行描写与升华的。特别是在以“重庆”为视角的影视作品中，更是展现出了我国人民在反抗外敌侵略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