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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实施三勤工作策略经验与启示 　　[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及时调整了工作思路和对策，提出并实施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工作方略，不仅保存了已有的队伍，团结了大批群众，而且还大大发展了党的组织，为后来民主运动的兴起积蓄了力量。“三勤”工作策略实施的经验及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对于今天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践行群众路线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三勤;工作方略;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3-0025-03 　　共产党人与群众的关系如同安泰和大地的关系。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群众。抗战初期，因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终于获得某些在群众中公开活动的机会，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于1939年至1943年间相继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面临着极大困难：一方面，为了动员民众参与到抗战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日伪和国民党破坏的危险。如何既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又防止党的力量遭到破坏，这就要求我们党要以驾驭复杂局面的政治智慧，及时调整工作方式，实施有效的工作策略。 　　一、“三勤”的提出 　　上海与其他国统区比有其独特性。公共租界的存在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空隙，但当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后，日军将矛头直接对准共产党。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进入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党员人数一度缩减，阵地缩小。在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城市工作方式和策略，从1939年到1941年间，逐步确定在国统区内实施“隐蔽精干”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为了配合贯彻这一方针，同时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群众化、社会化）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工作策略。 　　“三勤”是周恩来在1941年提出的。其具体要求是：在国统区内，每个党员不靠组织关系，而是依靠自己，或利用家庭社会关系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通过职业广泛进入教育、军事、经济等各个社会领域，并努力搞好本职业务，尽力做到业务精通，技术精湛，成为各单位的行家、专家，从而取得上级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有了职业的党员，除了勤业还必须勤学，通过学习来提高思想素质、职业素质，增强认识社会的能力，以便更好地为党开展工作;勤交友是勤学、勤业的落脚点。有了职业的党员要通过勤交友来扩大自身的工作、生活空间，广泛联系群众，广交朋友，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联系群众的范围，积蓄革命力量。也就是说，党员在学校的，要用功读书，成为同学信任的好学生;在职的要努力学习，提高修养和工作技能，成为有威望的技术能手或者业务骨干，藉此使党组织植根于群众的土壤之中，使每个党员成为紧密联系群众、推动群众从事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 　　从“三勤”的内容看，它对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联系群众、扎根群众具有普遍意义。然而，由于它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并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工作方式，因此它又带有鲜明的策略性和斗争的艺术性。这种策略性就在于它既要使党组织和党员做到扎根群众，引领群众，又要保证隐蔽精干，保存实力，避免党组织遭破坏。也就是说，它既是党联系群众的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党的一种工作策略。正因如此，我们将之称为一种扎根群众的工作方略。 　　二、“三勤”工作策略的实施及其成效 　　“三勤”策略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国统区政治形势总体变化而提出的，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则结合上海地区的工作实际，将其进行因地制宜的转化，使之在1941年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既在群众中扎下了根基，密切了党群关系，发挥了引导群众、影响群众的作用，又保存了自身的力量，使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得到了加强，成为了摧不垮、打不散的战斗堡垒。 　　首先，撤并了党“与群众隔离的空架子”，使党组织和党员进入到全市重要产业部门、要害单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党的力量。“三勤”工作策略的基本要求是，党必须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同时又要保存力量，不做无谓牺牲。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指出：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路线，而不能同时搞武装斗争，党的工作必须打入社会。因此，他要求国统区党的工作要转到地下去，要到工厂、学校、农村等基层单位，撤并“与群众隔离的空架子”[1]。1942年6月13日，中共中央电示周恩来：“要求大后方党的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必要时县委亦可取消，只留支部”[2]，加强基层党员力量。随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立即调整组织力量分配，减少上级机关。如，撤销基督教学委等，由相同职能的机关进行统一领导。撤销后的主要领导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