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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上海煤荒研究 　　摘 要：1940年，抗日战争导致长江下游交通受阻，煤炭来源不畅，奸商乘势囤积，引发上海英法租界的“煤荒”。工部局联合煤炭同业公会出售平价煤，缓解“煤炭恐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租界，实行煤炭配给制，煤炭资源日益稀缺。英法租界工部局和日本当局采取各种手段消除“煤荒”，但由于战争造成的南北交通阻隔以及社会上投机煤炭的行为，“煤荒”问题至抗战结束始终没有解决。 　　关键词：煤荒；统制经济；工部局；上海煤炭同业公会；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1-0166-07 　　作者简介：朱佩禧，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433） 　　 　　煤炭，在抗战时期是政府控制的重要的战略物资，而像上海这样拥有400万居民的大型工业城市，煤炭更是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燃料(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紧接着上海发生“八一三”战事。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接连失利。1937年11月后中国军队撤出上海，日军对上海华界地区实行了占领，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保持独立，因此从1938年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出现了“孤岛繁荣”。从1942年到1945年8月，由于战争导致运输中断，导致煤炭市场出现囤积和煤球缺乏现象，发生了“煤荒”。因此，煤被百姓称作“黑老虎”。)。由于战时运输困难及其他原因，上海煤市供应不足，发生了“煤荒”。煤价的波动，在市民中造成极大的不安，引起了社会动荡，发生了“煤炭恐慌”。上海出现抢购囤积煤炭之风，转而又加剧了煤炭供求不平衡的危机。 　　以往关于“煤荒”现象的研究，多侧重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华北地区煤炭资源的掠夺，较少从当时政府应对“煤荒”的施政视角展开论述(注：相关论文有：戴建兵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河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衡水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胡海香2003年硕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统制下的山东煤炭业》认为“日本对山东煤矿采用分产合销等种种方式为扩大日本侵略战争服务”；李占才在《日本侵略华中地区的经济根源》一文中分析上海在经济金融和贸易的特殊地位，和日本出于掠夺和统制华中地区的经济、摧毁国民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营造日本“以战养战”的经济基础；陆大钺的《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及国民政府的战时粮食政策》，《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刘志英的《汪伪政府粮政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和《抗战时期上海的米粮市场》，《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2期；张朝辉的《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文史杂志》2000年第4期；李先明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述论》，《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林美莉的《日汪政权的米粮统制与粮政机关的变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7期，2002年6月。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米粮、权势、百姓――战时上海粮食供应的政治（1937―1945）》（“Rice,Power and People: The Politics of Food Supply in Wartime Shanghai(1938-1945)”），载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五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2000年， 第2册。)。本文利用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上海特别市煤业同业联合会档案和《申报》有关煤恐慌报道等资料，分析战时上海煤炭恐慌的原因、工部局联合煤业公会救济的应对措施、以及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实行统制经济的过程和影响，从而勾画出工部局和日本当局对上海地区经济治理方式之差异，反映出随着“煤荒”的日益恶化，日本当局逐渐加强了对煤炭的统制力度。 　　从1937年11月，日军进驻上海的华界地区，但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由英美法等国家控制，因此，上海市工部局和法董局依旧采用自由市场的方式管理租界(注：1940年，法租界公董局表示效忠法国维希政府，并与德、意、日轴心国的政策相协调，表面上仍保持自治权。)。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后，直至1943年12月17日工部局召开最后一次董事会，这一期间日益受到日本的控制，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才是英法租界的仲裁者。 　　由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即利用对沦陷区的物资进行统制，达到向华中地区转嫁一亿至一亿五千万日圆军费的目的(注：［日］清水善俊：《支那事变军票史》,载《日本金融史资料昭和编》第29卷，1971年。)。因此，日本对上海及整个华中沦陷区实行了经济统制政策，使上海自由市场逐渐趋向统制经济。对于煤这种日常必需品，更是加紧了统制力度。工部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