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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信托合同的法理解释 　　摘要：大陆法系之下的信托与合同既有契合，亦有差异。对基于合同而构建的信托，廓清其性质特点颇有必要。在此基础之上，厘定股权信托的内涵，明确其与一般财产信托的区别，表彰其独有的制度优势，结合隐名股东的实际情况，寻求其制度优化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隐名股东；信托合同；股权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4 　　1信托合同性质的比较法考察 　　考察信托合同的性质，本质在于检讨其究竟属于诺成合同还是要物合同。依据李永军教授的观点，“诺成契约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契约即告成立的契约，无须再为其他手续或为实物的交付；要物契约是指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尚需交付标的物的契约。” 　　就诺成合同与要物合同此一分类方式而言，其仅存于大陆法系的合同法中。比照观之，同属大陆法系的日韩两国与台湾地区的信托法就信托合同的性质并未以明确的法律条文形式抑或官方法律解释加以厘定。有学者经过比较研究，认定在上述国家与地区信托合同属于要物合同的范畴。 　　依据英美合同法的一般规则，合同系因受要约人对要约的承诺而成立，就此点而言并无任何例外。而承诺属于受要约人依要约人所指定方式对要约人表示接受其要约进而成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其表示受要约人与要约人就有关合同的订立达成合意，换言之，从英美合同法的视角观察，承诺的生效即可等价于当事人对合同的签订。 　　也由此可见，若依照大陆法系合同法的“诺成/要物”分类来考察并界分英美合同法的前述规则，实际上此类规则无疑会将催逼任何合同落于诺成合同的定性。顾名思义，信托合同当属于合同的一种，而在英美信托法的框架范围之内，其既未澄清前述规则对信托合同并不适用，也未规定信托合同须自委托人将财产交付给受托人时起成立，则信托合同归于诺成合同可谓毫无疑义。就此，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信托合同的定性已然出现质的分歧。 　　笔者认为，各国将信托合同界分为要物合同抑或诺成合同，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该类合同有无强制执行力的态度。若信托合同被认定为具有强制执行力，则该合同一旦订立，凡委托人拒绝履行转移信托财产的义务，法院可依据受益人或受托人的请求强制执行，以敦促信托设立（反之，依据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基本原理，信托则无法成立）。综上，信托合同的强制执行力对于信托成立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均是颇为巨大的。依据目前中国业已生效的《信托法》，信托合同被明确定性为诺成合同，或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不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信托推广运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2检讨股权信托的制度优势 　　2.1廓清股权信托的内涵 　　对于股权信托的表述，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股权信托系指公司股东通过股权信托协议，将股东所有的股权交给一个或者多个受托人，由受托人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表决，以达到管理、经营、控制公司的目的。第二类观点认为，股权信托系指委托人将资金作为信托标的（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管理，由受托人以自己名义按委托人要求将资金投资于某公司，获得收益归于委托人的信托模式。第三类观点认为，股权信托系指某公司股东将其所享有的股份权能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控制、管理、处分的信托模式。 　　笔者认为，将资金转移给信托受托人用于购买并持有某公司股份属于财产信托的范畴。就此而言，第二种观点对股权信托的定义并不准确，其显然对股权信托与一般财产信托的界限有所混淆，并不可取。第一与第三种观点相类似，前者关注股权信托后受托人的权力，后者关注股权作为信托财产转移时的特性，笔者认为可以比照借鉴。 　　2.2隐名股东诉求与股权信托机制的契合 　　在信托制度发展的早期，一般民事信托受托人要么与委托人存在亲友关系，要么基于自身社会贤达的地位抑或宗教人士的身份而被委托人信任来管理、处分相应财产。总是后来商事法大行其道，公司制度的有限责任弥合了合伙制度的不足，日渐兴盛的商业信任对信义关系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更多强调单纯的契约关系），但委托人选取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时依然会关注信托公司的长期商誉――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高度信任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委托其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或愿望，而受托人也基于这种信义关系承担信义义务，忠诚、谨慎、尽职的处理信托事务。 　　就“幕后”的隐名股东与“台前”的名义股东而言，互信是实现隐名投资目的的纽带，是实现各方权义的桥梁。股权一旦有隐名股东交付便依法登记于名义股东名下。换言之，至少名义股东在法律层面上是上述股权的所有人，隐名股东只能基于信托合同对名义股东行使债权请求权。这种情况下，信托合同中当事人间的信任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受托人所负的忠实义务与审慎义务，对隐名股东问题的妥善处理与相应信托制度的合理构建就极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