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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理论视阈下史记两英译文本分析 　　摘 要： 作为“二十四史”之冠的《史记》，既为史学巨著，又为文学经典。《史记》的英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两种《史记》选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节译本和美国伯顿·华兹生的选译本，是《史记》在英语世界传播的重要转折点。本文从史籍英译研究现状出发，提出问题，以勒夫维尔的操纵理论为基点，对杨宪益及华兹生的英译版本进行比较分析，并找出差异原因。 　　关键词： 《史记》英译 操控理论 跨文化理解 　　翻译，尤为反映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典籍翻译，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方法之一。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其源远流长的译介活动，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巨大。然而，中国古典史书较为完整的英译，却行进得较为缓慢，使中国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相应较小。被誉为可与西方经典相媲美的《史记》在英语世界里的译介和传播，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出现转机，杨宪益夫妇的英译版本和伯顿·华兹生的节译本的出现可谓引爆点。笔者对杨宪益夫妇的节译本和华兹生英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翻译的目的是跨文化理解，也就是说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路径，如何超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达到理解的层面，是衡量翻译的重要筹码。笔者对此同一时段不同国籍的《史记》英译及传播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管窥一斑。 　　一、《史记》简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并最重视历史记载和历史传承的国家之一。汉代以后，自《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史，再及《清史稿》，形成中国自远古至现代的完整历史记载。其中，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通史，创始了纪传体史书，是我国古代历朝修史的范式。《史记》整理和保存了自五帝到西汉中叶三千年间大量史料，内容丰富，可谓体大思精，其语言风格准确精练，鲜明生动，虽谓史学巨著，也为文学经典。 　　二、史记英译研究的现状 　　目前对《史记》英译研究仍呈零星状态。总体来说，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译者的翻译思想研究 　　此类篇文多为与《史记》相关的间接研究，主要研究的是译者的翻译思想，其中，文章作者会有几句话提到《史记》的翻译风格，然而，此只言片语的叙述，主要作为译者翻译思想的辅助证明。如禹一奇的《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杨宪益翻译风格研究》，提到一句杨宪益英译《史记选》高度凝练的译事风格；李秀英的研究主要是在对华兹生的介绍中，提到了其英译史记的自然流畅和娴熟精炼。于此，读者只能从侧面大致了解《史记》的英译特点，东鳞西爪，并不详细。 　　（二）对于《史记》英译研究状况的梳理 　　此类文章有李秀英的《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与〈史记〉的两次英译》和《〈史记〉在西方：译介与研究》，赵桦的《20世纪50年代：〈史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的转折点》，以及吴涛和杨翔欧的《〈史记〉研究三君子——美国汉学家华兹生、侯格睿、杜润德（2009）〈史记〉研究著作简论》等。它们多是《史记》翻译研究整体状况的梳理，对具体的翻译风格挖掘，只是寥寥数笔。 　　（三）《史记》英译文本特点研究 　　李秀英的《基于历史典籍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术语对齐研究》，以《史记》英译为主线，对比了华滋生和倪豪士英译史记的差异性及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吴涛曾发表《勒菲弗尔“重写”理论视域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文章从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对华译《史记》进行描述性分析，然而分析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赵桦的硕士论文《伯顿·华岑〈史记〉英译研究》中，整体介绍了译者和翻译思想，并以韦努蒂的隐身理论为基础，探讨译本特点和翻译策略。再有一类则多为篇章内部词项研究：如杜一炜的《从〈史记〉的翻译看文言文中词汇的汉英翻译》，吴涛和杨翔鸥的《中西语境下华兹生对〈史记〉“文化万象”词的英译》，陈吉荣和刘莹的《〈史记〉英译过程中的默认值研究》等。综上来看，《史记》的英译研究仅限于各英译版本的篇章和词汇研究初探，对杨宪益夫妇与华兹生的英译版本的系统比较研究，仍有待加强。 　　三、本文的研究工作 　　目前对于《史记》英译的研究尚处于梳理翻译史进程，以及对篇章整体风格及部分词汇特点进行研究的阶段。翻译是一项译者主体参与的人为活动，无论何种翻译策略和手段，译者翻译的成效都要超越文化差异，并达到最终的跨文化理解。翻译者作为社会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和制约。那么杨宪益译本与华兹生译本各自的受制因素是什么？在此，笔者引进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夫维尔（AndréLefevere）的翻译操纵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希冀获得些许启发。 　　（一）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伯顿·华兹生《史记》翻译思想之比较分析 　　1.勒菲维尔的“改写”操控理论 　　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爱德华·泰勒曾对“文化”作出定义：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格和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