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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孔雀东南飞产生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陈梁之际徐陵编的《玉台新咏》，原题为《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后来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将其辑入《杂曲歌辞》，题作《焦仲卿妻》。因此诗以“孔雀东南飞”一句起兴，所以人们常称此诗为《孔雀东南飞》。后来元朝人左克明辑《古乐府》，明朝人冯惟讷辑《古诗纪》，以及其他由明清人编辑的许多古代诗集都对此诗予以收录。各本文字略有出入，最短的也有一千七百六十五字，所以被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誉为“长诗之圣”，沈德潜的《古诗源》则称其为“古今第一首长诗”。 　　此诗的开头有一篇小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篇小序明显是后人的口气，但它表明了焦仲卿夫妇的悲剧发生不久，就有人写诗记述此事。而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首《孔雀东南飞》的成熟程度来看，它不应是当时人所写的那首诗。于是，关于此诗的产生年代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最早提出异议的是宋朝人刘克庄。他在《后村诗话》中指出此诗当为六朝人所作。近人梁启超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中，也认为此诗“起于六朝”，但后来他自己又否定了这一观点。陆侃如先生于1925年发表的《考证》中，指出诗中的某些事物与地域的名称出于魏晋以后，从而认为此诗应当作于南朝。胡适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态度，认为此诗应作于“建安以后不远”。胡适的观点如下：“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公元二二Ο年～公元五五Ο年）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增减修削，滚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了一篇不朽的杰作。”胡适这里的表述不太明晰。如果认为焦仲卿夫妇的悲剧发生不久“时人”所写的诗曾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多次的“增删修削”，确有见地；但若将收入《玉台新咏》中的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定为故事发生后的“建安以后不远”， 只是在收入《玉台新咏》以前曾“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增减修削”，却值得商榷。 　　《孔雀东南飞》既是乐府民歌的代表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五言诗。现在一般认为五言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汉乐府民歌多为形式自由多样、句式参差错杂的杂言体，其句式长短不齐，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斌杰《中国文体概论》指出：“汉乐府是我国最早产生的杂言体，也是由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为主的形式向五七言体过渡的重要桥梁。”汉乐府民歌的杂言体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东汉时出现了不少完整的五言乐府，如《陌上桑》、《上山采蘼芜》等，成为五言诗的前奏。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发展的最高水平。到六朝时期，五言诗才逐渐发展成熟起来，涌现出大量的文人五言诗和五言乐府，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饮酒》，左思的《咏史》，乐府诗《西洲曲》、《木兰诗》等。 　　沈德潜在其《古诗源》中评价《孔雀东南飞》道：“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有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孔雀东南飞》无论是人物塑造、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情节结构的安排，还是句式的整齐、 音韵的和谐，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它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的长度。这样一首大篇幅、高水平的五言诗放在五言诗起步不久的汉末，给人一种突兀的不合时宜的感觉。胡适在其《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曾说过：“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周秦有周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唐有唐的文学，宋有宋的文学。”按照胡适的观点，任何文学都无法超越它所属的时代，即文学的客观发展过程。而具体到某一篇作品，也应当如此，即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超越此类文学体裁的客观发展过程。五言诗的发展成熟期在六朝时期，因此，汉末不可能产生五言诗的顶峰之作。《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成就已经超越了汉末五言诗的发展水平，因此它应当不是汉末的作品。 　　《古文苑》卷五十载有《古艳歌》一篇，其词曰： 　　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尚言吾迟。 　　这篇歌诗虽然短小，但若取歌的首句为题，此篇曲名应为《孔雀东飞》。而且这几句诗和《孔雀东南飞》中的“孔雀东南飞……心中常苦悲”，“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有些相类。此诗很可能与《孔雀东南飞》讲述的同一件事。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很可能受到《古艳歌》的影响。尽管这只是一种推测，但任何艺术创作都有借鉴继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