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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怀疑和思考顾准 　　说来有趣。平时读顾准，读着读着，就有写“读后感”的冲动，而且这样的时候还很多。说来也巧，也就在拉出键盘要敲这则读后感时，恰逢英国理论物理学家、被称为“当今的爱因斯坦”的史蒂芬?霍金访问香港，故在2006年6月17日的香港文汇报上读到梁家辉先生文章，题曰《大师霍金》。文章结尾处，作者提到“想一提霍金这种大师级人物，何以未拿过诺贝尔奖?只因其理论超前人类知识太多，学术界无法核实，而非评审诸公对大师不敬也”。 　　这让我联想到顾准。 　　学者王元化先生在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在那个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王元化先生仅就冲破教条主义“这一点来说”，说顾准超前了10年。可在自己读顾准的著作时，常常感受到他的思想、观点在很多方面都有“超前”意识，并且超前中国几亿人许多年。当然，我不能不承认，霍金在学术上的“超前”，是就整个人类自然科学理论认识的程度而言，而顾准的超前，却是就国内知识界和理论界来说的。 　　可这已经让我觉得顾准相当伟大了。 　　顾准在1957年11月和1965年9月两次被打为“右派”，据王元化先生“所知”，这在中国的右派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有很多人只被戴上一次“右派”帽子，就痛不欲生，就羞于活下去，就要“自绝于人民”。这当然证明了当年一旦被剔出“组织”、划到人民的对立面之后，让人是何等地不堪忍受，同时也正说明，顾准如果没有超于常人的坚强意志和对自己的充分信心，两次被打为“右派”，怕是再也昂不起高贵的头颅、打不起精神来了。对此，顾准弟弟陈敏之在为《顾准文集》所作《序》的结尾处也谈到：“顾准生前既然能够把个人的安危荣辱以至对于一个有正常思想感情的人难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来并置之不顾，对于身后的一切自然更会淡然置之。”可以说，如果把顾准的一些笔记以及与弟弟的通信，从中随便抽出一篇公开出来，在当年，对作者而言，都是“死罪”――更不说这些“反动言论”还是出自一个“双料”的“右派”之口了。这样一个顾准，当时倘真的被“发现”，不仅会被处死，还会被骂作“死有余辜”。因此，我有理由认为，在妻子已自杀，儿女也与自己断绝关系的这种悲惨情形下，顾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1970年元旦这天写的一篇约1700字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要继续革命，就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自暴自弃，何以对死者?――秀(引者按：指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方采秀)永离尘世之际，究竟是怨恨我还是对我有所希望，也许我永远不能知道的了。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在顾准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史”。马克思通过研究当时的经济来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这一“命题”寻找证据。 　　顾准是一位十分认真的人，在读书，尤其是在认识上，休想让他盲从。他在《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这篇著作中说道：“我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格罗脱(引者按：即《希腊史》的作者，英国十九世纪的银行家乔治?格罗脱。顾准所译《希腊的僭主政治》出于此书)的分析，自认有许多直接来自亚里士多德，这当然是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在这里，我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专制政体所作的‘阶级分析’，主旨无疑得自亚里士多德和格罗脱。” 　　从顾准为他自己撰写的《希腊城邦制度》所作的代序《多中心的希腊史》可以知道，古典时代的希腊史虽然主要就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历史，但还有不少中小城邦，他们事实上从来不受雅典和斯巴达的支配，而是各自独立发展，“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或许正因此，古希腊才能留下那么多的灿烂文化。顾准尤其在这篇代序中认为，“在古希腊史上留下了那么多史迹，并传下了那么多学术文化遗产的就是这些小城邦。这些小小的城邦不仅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直到亚历山大事实上把它们降为一个大帝国中的自治城市以前，它们各自顽强地坚持了它们的独立”。 　　而欧洲历史与我们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顾准在《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以及《关于海上文明》中都有再明白不过的叙述。他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欧洲的君主制之所以长期来得以维持其等级君主制的性质，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显然也是因素之一。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