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编年史研究两个意义.docVIP

文学编年史研究两个意义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一部时间意识很强的文学史著，在叙及欧洲文学史的流程时，勃兰兑斯总会以较大的篇幅描述其时代特征，这种时代特征往往不是泛泛的背景介绍，而是文学现象的时间标志。例如在谈到法国浪漫派的产生时，他先是列举了如下事实：1824年，杜拉克洛瓦展出了他的《斯齐欧的屠杀》；1831年，展出了《里埃日的主教》；1831年5月，展出了《街垒上的自由》。1829年2月，奥贝尔的歌剧《波尔蒂齐的哑女》声誉鹊起，轰动一时；接踵而至的就是1831年的梅耶比尔的《恶魔罗贝尔》。1830年2月，维克多?雨果的《欧那尼》第一次在法兰西剧院上演；1831年，大仲马的《安东尼》获得巨大成功。在罗列了这些事件后，他指出： 　　一八二七年，一个英国剧团访问了巴黎，法国人生平第一次看到莎士比亚的杰作《李尔王》、《麦克佩斯》、《奥赛罗》和《汉姆雷特》的令人啧啧称羡的演出。正是在这些演出的影响之下，维克多?雨果写出了《克伦威尔》的序言，这篇序言被认为是新文学的纲领。这一论述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法国浪漫派产生的理论标志，也揭示了“一八二七年”的划时代意义。勃兰兑斯的论述曾引起我的思考：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否也存在这样的标志性?我们在讨论“文学的自觉”、近体诗的产生、小说文体的独立、古文运动的开始、话本小说的流行、元杂剧的成熟等等问题时，是否也可以探索出更为精确的时间流程呢?自然，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也无必要列出一个简单的时间表，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朝代更替作为文学史的分段标志，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不能从文学的发展中去尝试寻找它自身的分水岭呢?因此，许多年前，在研究《西游记》时，我就特别留心查考了一下现存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刊刻的万历二十年即1592年，查考的结果使我相信，这也许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年份。我曾在《奇特的精神漫游》中这样描述这一年的事实： 　　就在这一年，思想文化界出现了许多值得瞩目的现象。王阳明心学各派在南京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一时名公毕集，讲会甚盛(《明儒学案》卷四一《许孚远传》)。这样的自由的学术讨论、争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与此同时，思想家李贽在武昌正陶醉于《水浒传》的评点(李贽《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对通俗小说的极力推崇和从中阐发自己思想倾向，使这项工作具有双重意义并产生重大影响。晚些时候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即使不出自他之手，也带有他的某些思想风格。 　　此时的汤显祖却因前一年上了《论辅臣科臣疏》，被诏切责，贬至偏远的徐闻县。也许逆境使他有可能更冷静地观察社会、反映人生。本年春，他写了《贵生书院说》、《徐闻留别贵生书院》，反复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天下之生皆当贵重”，这种“贵生”思想，是汤显祖社会哲学中极富光彩的地方，是个性解放要求的反映。《西游记》中，不也表现了对人与生命的自尊自重吗? 　　比较起来，风华正茂的袁中郎显得更充满朝气和自信。作于这一年的《答李子髯》是他文学观的集中体现，表现了对复古文义的不满和讥刺，也表示了对民间文艺的推重。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二曾经这样概括明中后期的文坛：“自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诮含吐精微、锻炼高卓者为咬姜呻醋。故万历壬辰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论袁中郎时，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样的描述当然是相当粗略的，事实上还有一些事件值得我们去进一步考证，如袁中道的《游居柿录》卷十提到“予兄弟三人壬辰岁往晤龙湖(李贽)”这一会面，对公安派的形成可能有思想上的推动作用；而有的学者将李贽的《童心说》系于本年，这一重要文论在明代后期文坛的意义恐怕不下于维克多?雨果《克伦威尔》序言对法国浪漫派的意义；还有的学者将徐渭评改梅鼎祚《昆仑奴》杂剧系于本年，徐渭提出了“越俗越家常，越警醒”，“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主张；又有学者认为小说史上另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金瓶梅》也创作于万历二十年。即使从历史上看，万历二十年也是不可忽视的，“宁夏兵变”和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即所谓“西事”、“东事”，从内外两个角度冲击着大明王朝，激发了文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这甚至影响到了普通人的生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以“话中单表万历二十年间，日本国关白作乱，侵犯朝鲜”开篇(在它依据的本事《负情依传》中，只是含糊地写着“万历间”)，表明对一般读者而言，“万历二十年”也是一个醒目的时间概念。 　　可见，无论从基于重要的文学史现象，还是基于王夫之、钱谦益等文学史判断，或是历史事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万历二十年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有鉴于此，我提出“《西游记》的刊定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事实上成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