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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内涵和日本经验 　　内容提要： 新农村建设在西方国家和中日两国早已提出。日本通过走合作化、工业化的道路以及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积极保护和扶持政策，实现了新农村建设目标。日本的新农村建设经验，有许多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关 键 词： 新农村建设　内涵　日本农村　途径　经验 　　 　　作者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 　　 　　2006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中国政府在此年发起了“新农村”建设运动。2002年我国政府全面解除了对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限制，笔者个人曾命名该年为“民工年”，2006年当可命名为“新农村年”。 　　何谓“新农村”，何谓“新农村”建设运动，它们的定义和内涵应该是怎样的？目前全国正在展开热烈讨论。本文拟从日本研究的角度，根据日本农村的经验，对新农村的内涵和新农村建设的途径进行探讨。 　　 　　一“新农村”内涵与西方国家建设新农村运动 　　 　　“新农村”，或“新村”，不是一个新名词。新村，使我们想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新村试验活动。比如，在马克思之前的莫尔、欧文、傅立叶等人，出于消灭阶级、消灭工农城乡和脑力体力劳动的差别，曾先后发起了以农村为基地的城乡一体、工农结合的新村运动。因为以农村为核心，故称新村运动。虽说是新村运动，其实是人类理想社会建立的尝试。由于过于超前而均流于失败，但为我们刻画了美好的前景。 　　新农村，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使用很广的一个名词，我们把新社会的农村叫做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叫了50多年。尤其在“四清”和“文革”时，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极高。它其实一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我们的现实。我们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区别于以前的农村，自豪地称我们的农村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了。其二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农村总是不够新的，所以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都会提出同样的目标，建设一个新的农村。但什么是新农村，新在哪里，又总是年年变换，年年出新的。 　　此次我国提出新农村建设运动，学术界就其内涵提出了多种界定。这其中显示出了两种倾向：其一，极端的具体化。把新农村建设运动定义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更新和完善上，比如倡导学习韩国的新村建设运动，韩国政府1970年的新村建设运动就是给每个村子发300包水泥，由村民组织起来修村路和下水道。其二，极端的宽泛化。无所不包，把农村的所有工作都纳入新农村建设运动。 　　在第一种倾向的指导下，农村可能借助外力新建一些房子和道路，出现暂时的新面貌，甚至一时拉动城市的部分相关内需，但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几年一过，当后继乏力时，新貌又变旧颜。如果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贬低了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意义。 　　第二种倾向虽然使得新农村建设运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由于没有提出具体的目标，看不出它和以往的新农村运动有什么不同，其意义也就自然大打折扣。经验表明，任何一个运动，如果没有具体的目标，必然不具持久性和完成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需要提出什么样的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目标呢？ 　　其实，回顾一下世界各国的农村发展史就会看到，各国都曾出现过建设新农村的运动，尤其在欧洲。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战后工业复兴和高速发展，欧洲各国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日益扩大，引起了社会的不安，于是各国政府先后制定了新的农业法，着手解决城乡矛盾。最早的是瑞士的《农业法》（1951年），接着有德国的《农业法》（1955年）、荷兰的《促进农渔业产品产销及适当价格的形成和维护农渔业产品消费者利益的新法案》（1957年）、法国的《关于农业发展方向的法律》（1960年）。 　　这些法律的一个核心，就是正视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工农和城乡的差别，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和人权、人道的精神，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今后农村发展和建设的准则和目标，这个准则和目标日后也就成了一切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原理，也就是一切新农村的本质含义。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使农业经营者和农业工资劳动者获得与其他职业的就业者同等的经济收入。 　　比如，德国《农业法》第一条就规定：“应该使农业就业者的社会地位能够与可以比较的其他职业人口相适应。”法国《关于农业发展方向的法律》第一条也规定：“为了使农业经营者及农业工资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能与其他职业部门的人员保持在同一水平，要消除农业就业者与其他产业就业者之间存在的收入不均的原因，以促使农业能够适当取得经济发展的利益。”（注:参见尤宪迅：《日本农业基本法及其实施情况述评》，载焦必方编：《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961年，日本政府也仿效西欧各国，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其第一条也规定，农业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生产力差距，提高农业生产力，并增加农业就业者的收入，使其能与其他产业就业